近代史家梁啟超言︰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之于史。”梁啟超將中國古代的一切文字記錄歸結為史學，既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史學特質，指出其所蘊涵的深厚的史學精神；又說明了中國谷底的文字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都可作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中國古代學者的學術研究，歷來是融會各家，文史哲不分。他們廣宗博采，貫通古今，顯示出一種博大的氣象。宋代鄭樵根據“百川異趨，必會于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贊嘆“會通之義大矣哉”！他稱道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騰極古今之變”。他肯定司馬遷上稽孔子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皇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鄭樵主張的會通，既包括綜覽文獻，又要求縱貫古今，反映出宋代學者治學史哲不分，廣綜博采融會眾家的宏偉氣魄。
中國古代學者治學之所以文史哲不分，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些學科在古代雖已逐漸分離，但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學科之間，本來就是彼此交叉、互相滲透，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我們研究中國歷史與中國史學，應該根據中國古代學者治學文史哲不分的特點，既注意把握文學與歷史的切合點，又緊緊抓住思想與史學的交叉點，考察這些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的研究，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因為史學是貫通各家之學，所以只有奠定廣播的學問基礎，才能超越前人而有所成就。
我認為，思想是對于自然、社會和人的思維的認識與思考，而史學則是對于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回憶與思考；思想與史學雖然分屬不同的學科領域，但又彼此聯系，相互影響，兩者的關系密不可分。思想是史學研究的靈魂，必然滲透在史學研究之中；任何史學家對于歷史的研究，必然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思想作為理論指導︰一方面，歷史是人類的存在形式，任何思想家都不能脫離歷史而存在，而任何思想又都是在一定歷史環境中形成的，對歷史的思考是思想家構築其思想的基礎，因此不包含對人類客觀歷史進程為認識對象的思想，不反映特定的時空環境並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的思想，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都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任何史學家都生活于具體社會環境之中，他們需要思想指導自己對歷史的反思與總結，不包含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純粹客觀的歷史記載也是不存在的。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然不斷發展並逐漸深化；而社會思潮的演進與學術思想的變化，也將導致史學思想與史學方法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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