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正義》研究：以詩學為中心

序
引言
第一章 以文學手法解詩
第一節 釋字句篇章，依韻解詩
第二節 以文逆意，以文勢解詩
第三節 比興解詩
第二章 以文學手法解詩的原因和目的
第一節 情志一也：從本體論的角度疏通了文學與經學
第二節 謳歌與今詩：從發生學的角度疏通了文學與經學
第三節 以文學手法解詩的目的
第三章 《毛詩正義》詩學觀評價
第一節 以文學手法解詩對後世的影響
第二節 以文學手法解詩的意義
參考資料
後記

楊金花和韓田鹿夫妻兩人都是我的學生，二人考上同一個導師，這在學界不多見。但是他們夫妻只能說是我的半個研究生，又是學生中的特例。我原來所在的河北大學古代文學博士點，以漢魏至唐宋一段師資力量最強，而明清一段較弱，尤其是小說，所以這一段原來沒有博士生導師。為了加強這一部分的師資力量，我在2002年特例招明清文學博士研究生。田鹿報名並考取。然後我把他送到南開大學陳洪先生那里，拜陳洪為師，學習中國古代小說。田鹿出自書香門第，父親韓進廉先生是研究《紅樓夢》的名家，耳濡目染，加之天資聰穎，是個讀書的好種子。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划出一套古代小說讀物，國星兄為之物色寫家，我推薦了田鹿，寫《漫說聊齋》，稿子得到了國星和古編室主任絢隆的好評。田鹿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畢業論文。此後，或數月，或半年，就會有田鹿信息來，都是古人有關道德文章的名言，我也就知道他在讀什麽書。自信息技術高度發達以來，手機段子成了朋友間交流最時尚的形式。段子不出兩部分內容，針砭時弊的稱為黑段子，帶些顏色的是黃段子。中國人的詼諧、風趣、智慧以及灰暗、無聊都在段子中充分發揮出來。據說有兩位名士聊天：一人說：一代有一代文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到了當代，什麽可稱代表性的文學呢？另位名士鄭重說：段子唄。田鹿的信息卻於此滔滔天下無不段子中，發表古人的「陳詞濫調」，就顯得那麽的陽春白雪，也那麽的另類。而對我來說，就感覺好似在浩浩盪盪的奧迪結婚車隊里冒出的騎著毛驢的新娘，在陳舊中透出清新。呵呵，真是很好的先進性教育啊！在河北大學中文系中，有二二子，我與他們只談讀書，不涉名利，除了武鈴之外，就是田鹿，應該是河北大學的稀世之物。

金花是我和金善合帶的博士生，說好了分給金善，我不帶了。但是金善卻非得要我掛個導師的名。而我一旦掛了這個名，就不自覺地認真起來，於是也就真當了半個導師。金花是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在河北大學出版社做編輯。我在河北大學任副校長時兼任出版社社長，後來辭了社長，卻又在班子里分管出版社工作。按照一般人想法，我在出版社工作多年，自然會從中漁利。其實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真正的得利就是實實在在接觸了一些人，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等，勝讀了十年書本。金花也自然在我能夠深入認識的人里面。她有田鹿的穎悟，卻無田鹿的迂闊。做事扎實干練，做編輯細致認真Q在我看來既學問扎實，又有干練之才。平時接觸不多，卻心有戚戚焉。金花讀博士時，因為我在北京，她多是與金善學習，來京也是行色匆匆。但是談話之中，許多事情，一點就透。因為碩士階段學的是古代漢語，長於訓詁文字之學，所以揚長避短，和她商量，研究孔穎達等人的《毛詩正義》，從繁瑣而又零碎的注釋中，總結其文學思想。

研究這一題目，除了金花的個人原因，也有學術研究的特別需要和我個人的考慮。《詩經》自然是文學文本，但是自先秦以來，就並未把它視為文學作品。尤其是漢代之後，作為經書之一，人們對它的注釋與解說，都未脫經書的視野。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說：「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也。」六經皆史，概莫能外，《詩》也是史，這就難怪漢代經師講《詩》，都要附會以《詩》的本事，附會以微言大義。我在《中古文學理論范疇》一書中，考察「詩言志」這一命題時，曾經分析過《詩序》首句言志、次句以下附會以史的現象，並且分析過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章學誠的話基本可以概括經學家對《詩經》的認識。但是，由於《詩經》的文本就是文學，所以無論先秦還是兩漢在注解《詩經》過程中，都或多或少不自覺地向文學回歸。漢代說《詩》，對「吟詠情性」本質屬性的揭示，就非常有代表性。它不僅認識到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創作動因和心理過程，而且還認識到了詩以情感人的特點。這就由經學解《詩》的范疇進人到了文學的范疇。然而這樣的認識畢竟不是自覺的，因此在具體注解《詩經》篇什時仍舊恪守六經皆史、詩以言教的路數。經學發展到宋代，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詩經》的注解中，就有了對《詩序》的懷疑和對所謂淫詩的確認。從經學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其實是對經就是史的固有觀念的懷疑，對於《詩》的神聖性的懷疑甚至顛覆。而從文學的角度審視這一事件，我們看到的是《詩經》文學性的逐漸由隱至顯，其正當性得到了確認。這些又都體現在對《詩經》具體作品的解讀中。宋代經學的巨大變化並非偶然，有宋代自身的原因，同時也有經學發展的自身原因。還有，就是文學經過魏晉南北朝和唐代的發展，逐漸深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經學生成的影響。孔穎達奉唐太宗之命主持編寫的《毛詩正義》解讀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尤其是在文學的性質由隱到顯的過程中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就尤其值得關注和認真研究。

這個題目固然是一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的研究題目，但是做起來卻不很容易，難就難在如何切入考察，尋找一條從經學進入文學的通道；難就難在從經學家繁瑣的注疏中辨析文學性解讀的蛛絲馬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