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論稿

自序
上編
　清代文學的特征、分期及歷史地位
　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
　清代文學與地域文化
　清代詩學史的分期
　清代詩文集的類型、特征與文獻價值
　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
　清詩話與小說文獻
　清代詩學的研究方法
下編
　鄒祗謨生平事跡輯考
　葉燮行年考略
　葉燮的文學史觀
《逃禪詩話》與《圍爐詩話》的關系
　黃承吉及其《夢陔堂文說》略述
　汪端詩歌創作與批評初論
　鄭珍詩學芻議
　論文初刊雜志一覽
後記

如果以讀研究生作為學術研究的開始，那麼我研究古典文學已有二十六年。雖然我常被視為唐代文學研究者，但實際上我致力于唐詩研究不過十年，而用功于清代文學卻已近二十年了。從1990年開始做清代詩學文獻的調查，1993年寫完《大歷詩人研究》後，就將主要精力投人到清代詩學研究上，由考索清代詩學文獻人手，進行王漁洋和清代前期詩學的研究。十多年沉潛的結果，凝結為《王漁洋事跡征略》、《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和《清詩話考》三部專吝。雖然每年仍發表一二論中唐詩人的論文，但那都是多年形成的想法慢慢寫出來，遠不如對清代文學這麼全力以赴。這一選擇和轉向，基于我對生活、對學術的理解，也基于我對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的認識。這是非常個人化的內容，作為學者的個人經驗殆不是道。若從學術目標的確定來說，傾注精力研究清代文學，則是基于我對學科發展現狀的判斷。

相比日漸趨于飽和的前半段文學史來說，後半段文學史留有太多的空白。清代文學尤其是清代詩文詞曲和文學批評，還有大童的作家、作品無人問津。學術投人的這種不平衡已深刻地影響到擎個古典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寫作。我們知道，對上古文學的評價是與中古文學研究相聯系的，而對中古文學的評價又與近古文學研究有關。毫無疑問，當代文學的日益延長和豐富，同時在壓縮現代文學的分量和自足性，明清文學史的不斷充實也必將改變我們對之前文學史的看法。這就是T‧S‧艾略特所精闢指出的，“詩人，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的具有他完全的意義”廣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來而發生變化”（《傳統與個人才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清文學不清楚的文學史就像是一副不倉的骨牌，每張牌在哪兒還不確定，要待牌齊全後（這是相對雨言的）才能落實。六朝時期的陶淵明，是到蘇東坡出來才排定他的位置的；李頎、劉長卿、韋應物、黃庭堅、元好問、王彥泓這些詩人的位置，恐怕也要等明清文學研究透了，才能準確定位。所以到今天，即使為了唐宋以前的文學史，也必須研究明清文學，更不要說唐宋以前的文學田野耕耘已久，漸多重復，開展元明清文學廣袤田野的作業是勢在必行的。

我之所以選擇清代詩學為研究對象，首先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現有的古典詩學研究著作大多依托文學概論的框架，將詩話材料填充進去，結果像是用詩話材料印證了若干一般文學原理，而真正屬于詩學本身的理論問題卻很少被觸及。這種情形讓我為古典詩學的豐富性被嚴重遮蔽而感到遺憾，同時也激發起我研究古典詩學的沖動。既然要研究古典詩學，就不能不涉獵清代詩學著述，就像治經學必從清儒入手一樣。清代畢竟是集古代一切學問之大成的總結時期。而從另一方面說，學術研究的長期投人，是必須有強烈的興趣為動力的。研究清代詩學首先可以滿足我的鬩讀興趣，因為我供職的中圄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書非常豐富。其基礎是民國間著名學者兼藏書家張壽鏞後人捐贈的約園舊藏，以歷代總集、別集和通俗文藝書籍最具特色。何其芳先生任所長期間又購進大量明清別集、戲曲小說和詩文評類著作，研究清代文學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整排書架的清詩話和一整面牆的目錄書志直接激發了我閱讀和考索清代詩學文獻的志向。

實際上，從還在寫作《大歷詩人研究》的1990年，我就開始調查清代詩學文獻的傳世情況了。通過檢鬩館藏的所有公私圖書目錄，托友人復印查閱國內外圖書館的書日，以及出差、開會順便到各地圖書館訪求，四年後我已編成一份收見存書八百余種的《清代詩學著作簡目》，不僅著錄現知的所有版本，凡孤本、珍本還注明收藏機構。在《中國詩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第五輯發表後，頗為同道所嘉許，以為治清代詩學從此有門徑可人。通過這番考察，我同時也掌握了王漁洋著述和順康雍三朝文獻的收藏情況。從1995年開始，我就投人到三朝文獻和清詩話的鬩讀中。先是本所和歷史所藏書，然後是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以後是地方和大學圖書館，一家一家地訪讀計劃範圍內的文獻。

1997年我受聘為日本京都大學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又得以獲見東瀛所藏的一些稀見清集和詩話。京大收藏漢籍之富甲于日本，我在一年任期內，除幾種常見書外，看完了校圖書館、文學部圖書館中我前所未讀的全部清集，光留存以備查的借書單就有325種。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一直在整理，到我離任前夕才開放，只在鬩覽室讀了幾十種較少見的清人別集。平時課余將《王漁洋遺書》中的資料陸續輸人電腦，到2000年撰成《王漁洋事跡征略》一稿，凡與王漁洋有關的資料，只要有年月可系，巨細無遺地羅列出來，有些午份王氏一天一天的活動都有記載。不止一個友人說，佔代作家年譜從來沒有做得如此詳細的。我的想法是，像王漁洋這樣一位達官、名作家、批評家、文壇領袖、學者、老師，一部詳細的年譜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東西，比如一個清初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一個詩人兼學者的讀書、寫作密度，一個批評家與作家交往及編輯、評論其作品的經歷，一次旅行的行進速度及寫作鱟，等等。這些內容無論對社會史或文學史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對作家研究就更不用說了。事實上，在編撰《征略》的過程中已形成若干有趣的題目，像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的關系、王漁洋對清詞中興的推動作用、王漁洋與清代古詩聲調之學、王漁洋詩學與其藏書的關系、《唐賢三昧集》與神韻論的完成等等，大多是有開拓意義的論題；類似王漁洋與錢謙益、趙執信的關系這樣的老題目也有全新的發明，這些研究最終形成《王漁洋與康熙詩壇》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