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四八年寫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國是一個貧病交迫、沒有多大名氣的作家。《一九八四》雖在他一九五。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後來在文壇引起的轟動為他帶來的榮譽了：不僅是作為一個獨具風格的小說家，而且是作為一個頗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預言家。從此，他的名字在英語文學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獨特地位，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匯都收進了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個形容詞「奧威爾式」，不斷地出現在報道國際新聞的記者的筆下，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見的，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
那麽，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作家，他的傳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樣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從奧威爾不是什麽，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麽說起。這也許對我們正確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幫助。
首先必須指出．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系漢學教授、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論文《奧威爾：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許多讀者從《讀者文摘》編輯的角度來看待奧威爾：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們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後把它斷章取義，硬把它貶低為一本反共的小冊子。他們為著自己的方便，視而不見奧威爾反極權主義斗爭的動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來，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的斗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一九八四》與其說是一部影射蘇聯的反共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
奧威爾出身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並不寬裕。他父親供職於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政府，作為一個下級官員，無力供養兒子回國進貴族子弟學校上學。奧威爾只是靠成績優異，才免費進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學校聖塞浦里安，後來又靠成績優異考取了獎學金，進了英國最著名的伊頓公學。但是他以一個窮學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長的歧視，稍長後又與那里的貴族子弟格格不入。畢業後他一無上層社會關系，二無家庭經濟支援，上不起大學，只好遠走緬甸，為帝國警察部隊效力，但殖民地下級官員的生活對他來說同樣還是格格不入。盡管有這樣的背景，用奧威爾自己的話來說，「我經受了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這增加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但是他畢竟受了英國傳統的教育，因此從立場上和思想上，多少在開始的時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寫的《緬甸歲月》，背景是殖民地社會，他對英國人和緬甸人都一視同仁，無分軒輊。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說過，「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
這種傳統上層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會學套話來說，在奧威爾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階級烙印，這是他在政治上遲遲沒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錯，他在學童時代由於家庭經濟能力的限制而在勢利的聖塞浦里安學校校長的手里飽受凌辱（見他死後出版的《如此歡樂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備，日後在緬甸見到殖民統治的不公產生反感，而且後來在更大的范圍內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但是他畢竟出身中產階級，而在英國這個階級界限極為根深蒂固的社會里，要擺脫這個傳統在自己身上的束縛是很困難的。奧威爾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識到這一點。在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在寄宿學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極其不愉快。他曾寫道，「對一個孩子最殘酷的事莫過於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一個意識到貧窮的孩子由於虛榮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這個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在成年的奧威爾身上仍在流血，這在他寫的充滿不快的回憶的《如此歡樂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個評論家認為應該把《如此歡樂童年》與《一九八四》放在一起來讀。黎斯就認為，「奧威爾很可能在他當初上的預備學校中找到了他後來所寫的大噩夢的第一個顯微縮影的胚胎。」奧威爾生前就告訴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費維爾：「一個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學校吃到的苦頭可能是英國唯一可以與一個外人在極權主義社會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費維爾在《如此歡樂童年》中觀察到了英國寄宿學校生活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聲音、景象和氣味：「┅┅奧威爾在早年就顯露出他對丑陋或敵意的環境特別敏感。這在他描述聖塞浦里安學校生活的令人厭惡一面表現出來。他回憶了他對常常用油膩的盆子端來的餿粥、大浴池里的臟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處沒有個人隱蔽的地方、不上閂的成排的污穢廁所、廁所門不斷開、關的碰撞聲、宿舍里用夜壺撒尿的淅瀝聲這種種印象——他以特有的細膩感覺回憶這一切時，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奧威爾這麽描述聖塞浦里安，是作為日後寫《一九八四》中慘淡景象試筆的。」
奧威爾背叛自己階級的努力，在他童年時代寄宿學校中埋下了種子，而在伊頓畢業後因為升不起大學而到緬甸的帝國警察部隊效力，則為這種子的萌芽准備了土壤。他在緬甸呆了五年，這是他成長過程中又一決定性的階段。他最後決定要脫離帝國警察部隊，「我感到我必須洗贖那壓得我透不過氣來的罪咎┅┅我覺得我不僅僅應該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且也應該與一切人對人的統治決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壓迫的人中間去，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個，站在他們的一邊反對他們的暴君┅．，在這時候，在我看來，沒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奮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掙上幾百鎊，我覺得稍有這種想法都是精神丑惡的，是一種欺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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