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

叢書總序 走向歷史現場
緒論︰明清時代的鄉旅與國家
卷一 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
明清時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
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與鄉族組織
清代台灣鄉族組織的共有經濟
清代台灣的合股經營
卷二 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
宋以後福建的祭祖習俗與宗族組織
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
明清福建的家庭結構及其演變趨勢
清代台灣家庭結構的若干特點
卷三 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
閩台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
吳真人信仰的歷史考察
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
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
卷四 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
明後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
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福建省例》研究
清代閩南鄉族械斗的演變
晚清至民國的鄉鎮商人與地方政局——以莆田縣涵江鎮為例
後記

1939年，從日本學習社會學歸國不久的傅衣凌，在距福建永安縣城十多里黃歷鄉的一間老屋，無意中發現了一大箱民間契約文書，自明代嘉靖年間至民國有數百張之多。他仔細研讀了這些契約，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在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在該書中，傅先生強調民間文書的收集和整理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價值，指出在進行“農村的經濟小區的研究”時，應“不放棄其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總的輪廓的說明”，反對“以偏概全”，表達了建立中國社會經濟史“總的體系”的追求，頗具概括性地呈現了他一直堅持的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傅先生一直強調“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會經濟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歷史現場的深刻意涵。正是這種把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努力回到歷史現場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也是在1939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陝甘寧三省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農村調查。梁先生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訓練，以研究明代賦役制度著名。他對歷史上經濟問題的關注，植根于對現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之中。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他重視社會調查i曾多次深入農村調查土地關系和農民田賦負擔問題。他是“利用地方志資料來研究王朝制度與地方社會的學者中最為成功的一位〞，也特別重視民間文獻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價值。梁方仲先生致力于各種公私檔案的收集和解讀，力圖在整理、辨析、解讀官方數字的基礎上，結合對納戶糧米執照與土地契約等票據文書的考釋，為後人提供逐步深入揭示社會經濟事實的一條路徑。

事實上，在中國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時期，在與傅衣凌、梁方仲先生同時代的一批眼界開闊、學識宏博的學者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畫地為牢的學科偏見。對他們來說，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是一個自然的思想過程。以梁方仲先生長期任教的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例i傅斯年等先生20世紀　年代在這里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就倡導歷史學、語言學與民俗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風格，並在研究所中設立人類學組，培養研究生，開展民族學與民俗學的調查研究；顧頡剛、容肇祖、鐘敬文等先生開展具有奠基意義的民俗學研究，對民間宗教、民間文獻和儀式行為給予高度關注，他們所開展的鄉村社會調查，表現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特色；楊成志、江應梁等先生，以及當時任教于嶺南大學的陳序經先生等，還在彝族、傣族、瑤族、水上居民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區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許多具有奠基意義的努力。在這些研究中，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的結合，表現得和諧而富于創意，並未見後來一些研究者人為制造的那種緊張。

在這里回顧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是為了表達一個期望，即希望這套叢書的編輯和出版，能夠成為一個有著深遠淵源和深厚積累的學術追求的一部分。叢書所反映的研究取向，應該說是學有所本的。叢書的編者和作者們，從許多前輩學者的具體的研究作品中，獲益良深。他們也因此相信，在現階段要表達一種有方向感的學術追求，最好的方法不是編撰條理統系的教科書，而是要提交具體的有深度的研究作品，供同行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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