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一個批評世紀,也是一個知識交叉、思想創新的世紀。從胡塞爾、索緒爾、盧卡奇開始,西方學人百年離亂,備受其苦。無論是現象學、闡釋學,還是西馬、後結構,每一路西方文論,都在說明變的道理,或提出應變方案。當下西方文論,早已突破文史哲學的傳統範疇,造成一種天下學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這向中國學者提出了巨大挑戰,同時也帶來歷史機遇。我們研究文論,就是要研究洋人的不通之苦、貫通之喜,以及各式轉圜之法。
現代中國的變通之學,始于1925年清華設立國學研究院。其代表者有陳寅恪、吳宓、錢鍾書。陳先生說文言︰“中體西用資循誘”,意思是以中國文化為本,吸納外國新知。吳先生從哈佛大學白璧德處,帶回了語言文化比較方法,所以他半文半白,提倡“擇善而從,比較出新”。此法到了錢鍾書手中,濃縮成一句白話,就是“打通”。錢鍾書的“打通”包括三層︰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學科。
“打通”二字概括清華治學原則,明確我國人文學術戰略目標。錢鍾書一生提倡覷巧通變、打通齊觀。原因是他明白專業局限,更了解“唯變是通”的天理︰ “人文學科彼此系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餃接時代,而且貫穿不同學科。”他還告誡我們︰ “由于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酷局限,我們只能把專科學問分得愈來愈細。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觀上卻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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