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福德的工作證明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杰出的考古思想家。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新考古學”興起，作為主要和最具有原創性的人物，他的影響比任何關注人類早期歷史的學者都要大得多。
為本書作序讓我有機會指出為什麼這本書對現代過程考古學是如此重要，它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人類的位置。對許多人來說，考古學最吸引人地方就是獲得發現時的興奮——發掘出過去遺失的寶藏。在荒僻的地方冒險發現新東西的確有一種讓人難以忘懷的愉悅。但是這僅僅是開始，就像賓福德在本書中指出的一樣，這不是本項事業中最重要或是最有趣的部分。因為考古學的任務不是單純地“拼合過去”－—只要把實物材料一挖出來，就像拼圖一樣不費什麼心血就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歷史圖卷。正相反，真正的工作是一種挑戰，一種持續的挑戰，把考古材料以一種相互關聯、合理的方式綴合起來，從中尋找意義和進行解釋。考古學實踐中真正智識上的興奮點——與沮喪來自于同一種矛盾，一方面證據很豐富，而另一方面從中得出可靠的結論異常地困難。這是智識上的探索，最終比一味地發掘尋找新的發現更有價值。
我認為此書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它非常清晰地表達出——比此前任何著作都要好——尋求考古材料的意義始終是考古學中最基本的挑戰。只有克服這個困難，我們才可能對人類早期的歷史和影響至今的發展歷程獲得深入的理解。此外，這本書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讀起來妙趣橫生。
賓福德是一個全身心投入到考古學研究中的人，對他來說，考古學不僅是一個行動的主題，而且還是一個思想的領域。這個行動所涉及的不只是發掘與通常的考古學研究，而是民族考古學——在當代狩獵采集群體和其他非西方式的生計經濟體中去生活和工作——這意味著他經歷豐富、視野廣闊。
我很清楚地記得作者對英國的首次學術之旅，那是1971年12月設菲爾德的考古會議。在報告中他就法國莫斯特時期的考古證據進行了深入的解釋（參見本書第四章），如果進行一些技術性的處理，報告會很生動的。而會議前一天晚上在我的家中，我們四個人圍坐在餐桌旁邊。賓福德描敘他在努那繆提（Nunamiut）愛斯基摩人中的經歷，餐桌上蠟燭越燒越少，但是我們誰都沒有離開的意思，直到凌晨三點左右，蠟燭一根一根地熄滅，新的一天來臨。回憶起那個夜晚，至今興趣盎然、歷歷在目，感覺真的非常美好，因為其中有許多親身經歷的考古學、貼近生活的考古學——我們已經形成的關于人類過去的觀念被他的野外經驗改變了。我相信這種個人之間親密的感覺最好是用口頭來表達，當然此書也是如此傳達的，因為書中許多章節都是講演的內容，編輯在編者注中也提到了。1980年秋季學期南安普敦大學考古學系所有同仁都在他的講學中深受啟發、獲益匪淺，這些章節也同步完成。我想這本書保留了大部分個人交流討論中的那種急迫感、攻擊性和辯論力量。因此，它可以作為一位世界頂尖的考古學家所從事主要工作的記錄來閱讀。我想，讀完此書，沒有人不會對人類早期歷史以及對知識所依賴的證據產生某些新的認識。
當然，作者工作的重要性並不主要存在于單個研究項目趣味橫生的描述之中，而是存在于對于新考古學基本要義的反復陳述和例證中。自1962年以來賓福德一直主張這些要義，而且它們已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研究。
對于新考古學，也許稱之為過程考古學更好，必須認識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剛開始的新緙感已經消退了，留下來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關于人類過去的門乏︰新考古學最初並不是一個一致的理論體系——這一點經常被誤解、歪曲——這個理論體系是非常緩慢地克服許多困難後逐漸形成的。正相反，它坦率地承認我們並沒有一個很容易得到的或者現成的方法去建立關于人類過去的合理的知識。賓福德非常清晰地指出，我們所有關于人類早期歷史的知識，或者說所有我們相信的東西都立足于推理。現在看來許多早期的研究者，從考古學之父皮提一里福斯將軍（General
Pitt －Rivers）和奧斯卡‧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戈登‧柴爾德或是瓦爾特‧泰勒已經對考古學理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給人一種印象，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正確的程序，或是說一套規則，我們似乎可以由此向前去“做”考古學研究，重建人類的過去。而賓福德反復強調的是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規則︰這些規則讓我們可以離開對考古材料的觀察，通過可靠的推理過程就可以對人類的過去做出準確的陳述。
上面這句話似乎說得有點過分，關鍵之處也許不是它過于大膽的揭露，而是它事實上是新考古學的一個基本觀點。這在本書的第二章說得很精彩，它也歸納了賓福德最近的著作《骨骼︰古代人類與現代神話》，把我們的祖先置于和我們以往不同的認識中。觀點的表述明白曉暢、緊湊有力，所以我想這本書能給我們一個罕有的視角去了解當代考古學思想舞台上的挑戰與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