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獲》文學雜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個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門口有一間收發室，這間收發室，很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間收發室，沒有一個收發室像它這樣深刻地介人中國文學的歷史，尤其在網絡時代以前，許多對當世以及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就是混跡於堆積如山的郵件中，從這里輾轉到編輯部，等待編輯們的辨識。很多年中，從郵局、收發室、到編輯部、印刷廠，再回到郵局，組成了—條隱秘的循環線路，像鏈條，周而復始地轉動，使文學同時獲得了力量和速度，經過它的轉動，中國文學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處。在文學界和讀者心中，巨鹿路615號那座花木深處的西式洋樓，不僅是一家高品質的文學加工廠，更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聖地。
《收獲》的歷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入作家們的回憶錄、創作談，甚至各種版本的文學史中。進人中國當代文學史可能有許多條路徑，但每一條路徑最終都會抵達這里。它是中國文學地圖上一個最為顯著的地標，如果我們有起碼的公正，我們就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這不僅是因為它擁有非凡的資歷——早在1951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創辦了這份雜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國唯一的大型純文學期刊，它發表的作品，諸如《創業史》
（柳青）、 《茶館》 （老舍）、 《山鄉巨變》 （周立波）、 《野火春風斗古城》 （李英儒）、 《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 《雜色》 （王蒙）、 《美食家》 （陸文夫）、 《煙壺》（鄧友梅）、 《人生》 （路遙）、 《人到中年》 （諶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 《三寸金蓮》 （馮驥才）、 《我愛比爾》 （王安憶）、《麥秸垛》 （鐵凝）、 《虛構》 （馬原）、
《極地之側》 （洪峰）、 《活著》（余華）、 《妻妾成群》 （蘇童）、 《信使之函》 （孫甘露）、 《頑主》 （王朔）、 《迷舟》 （格非）、 《棗樹的故事》 （葉兆言）、 《年月日》 （閻連科）、 《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 （池莉）、 《奔跑的火光》 （方方）， 《東藏記》 （宗璞）、 《務虛筆記》 （史鐵生）、 《秦腔》 （賈平凹）、 《平原》（畢飛宇）、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等，無不代表著中國文學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作品，更是標准、原則、精神，它們通過那條永動機一般的隱形鏈條，得以確認、延續和發展。無論在言說空間受到貶抑，還是在物質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
《收獲》始終如一地傳布著文學的真理，把《收獲》視為一面旗幟，應不為過。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事實，文學家也不例外，欲望幾乎已經成為人們的唯一靈魂或靈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強大壓力下，文學開始變得手足無措、內分泌失調，唯有《收獲》的高貴、堅定和沉著沒有絲毫改變，它證明了文學在這個益發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嚴地生活。這是中國文學應有的氣質，但在這個時代里，它卻成為一個奇跡。
這使我們有必要認真打量這本雜志的歷史。我曾有過以這本雜志為研究對象寫一本專著的願望，試圖通過《收獲》的個案，剖析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和精神史，但因時間、精力所限，始終未能如願。編選這套叢書的動議，起於2007年，
《收獲》創刊50周年的時候。對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的作品進行分梳、整理、編選，我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雜志本身，所有經歷過的歲月都會附著在紙頁上呼嘯而來，它是一部回憶之書，一部史書，它見證了文學的傳奇和我們自身的奇跡，它同時也是一部未來之書，因為它給我們希望。這喚起了我這位出版人的職業沖動，一種無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開始主持這套叢書的編選工作。我們通讀了《收獲》50余年的全部作品，盡可能選擇那些既影響過時代，又不受時代的局限，具有某種超越性的作品，這是我們權衡棄取的重要標准。當然，由於篇幅的限制，或者由於版權方面的原因，有些我們很想收選的作品，最後不得不割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無論怎樣，在歷經兩年反反復復的出版過程之後，這套叢書終於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為此，我要感謝《收獲》文學雜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與合作，當然也要感謝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經試圖去掉「50年」這一時間界定，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我已不再把它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一種象征，是對中國文學半個多世紀的艱辛而漫長的旅程作出的精確概括
如果用物質主義者最擅長的比喻，我想，我是觸及了中國文學的銀行中一筆最珍貴的款項。我毫不懷疑，它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救助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