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間的契合:王佐良比較文學論集

文學間的契合:王佐良比較文學論集
定價:71
NT $ 62
  • 作者:王佐良
  • 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5-08-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60049915
  • ISBN13:9787560049915
  • 裝訂:205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蔡元培先生當年在《北京大學月刊》的「發刊詞」一文中曾對單一學科的教育提出過批評。蔡先生說:「破學生專已守殘之陋見。……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它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心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系。」用今天的話來說,蔡先生提倡的是通才教育。蔡先生的這個提法對中國的外語類院校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人文教育的相對薄弱,中國文化的素養相對不足,使得外語類院校的畢業生的文化和學術視野相對狹窄,並已經嚴重阻礙外語類院校的學科發展,其嚴重性已經引起了很多專家和學者的重視。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我們今天的外語教學已經與當年吳宓先生在清華大學外語系所倡導的「會通中西,學識博雅」的外語教育思路相距越來越遠了。
 

目錄

編者序——王佐良先生與比較文學
論契合
On Affinity Between Literatures
Lu Xu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 Poet as Translator
Chinese Modernists and Their Metamorphosis
The Shakespearean Moment in China
English Poetry and the Chinese Reader
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一個回顧
譯詩與寫詩之間——讀《戴望舒譯詩集》
論翻譯
Two Early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andard in China:a Survey
嚴復的用心
一個莎劇翻譯家的歷程
翻譯中的文化比較
漢語譯者與美國詩風
另一面鏡子:英美人怎樣譯外國詩
 

王佐良先生是我國20世紀的著名學者,1916年生於浙江省上虞縣,1939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1947年秋赴英國牛津大學茂登學院學習,獲B.Litt學位,1949年9月回國后一直任教與北京外國語大學直至1995年去世。汪先生在英國文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這多少掩蓋了他在其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比較文學便是其中之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王先生在《中外文學之間》、《論契合》、《翻譯:思考與試筆》、《論新開端》、《論詩的翻譯》等多部著作中做了大量的比較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據我粗略的毛正,汪先生最早的一篇有關比較文學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46年,當時王先生還是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一名年輕的助教,可見對中西文學關系的研究貫穿了王先生一生的學術事業。

本論文集從上述多部著作中精選王先生有關比較文學的論文15篇,分兩個部分編排。第一部分「論契合」中的8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20世紀中西方文學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影響與接受,王先生也主要是從這兩方面來着手的。「The Shakespearean M無oment in China」以及「English Poetry and the Chinese Reader」研究的是英國作家在中國的影響,而「Lu Xun and Western Literature」則很明顯是以魯迅為個案討論接受問題。第一部分的其他幾篇文章集中探討了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這是王先生最為關心,也是用力最多的一個問題。

在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詩歌所遇到的困難要遠遠大於小說和戲劇,但是詩歌的現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詩歌的碰撞也就成為早晚的事情。這一碰撞的結果怎樣呢?王先生經過細致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結論:「西歐的現代主義詩歌給中國的詩創作帶來了新風格、新音樂,但並不能為所欲為,因為它面對的是處在戰爭與革命環境里的中國詩人,他們對未來的公正社會有憧憬,而在他們背后則是世界文學里一個歷史悠久、最有韌力的古典詩歌傳統。這里並不出現先進詩歌降臨落后地區的局面,思想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除了大城市節奏、工業性比喻和心理學上的新奇理論之外,西方現代詩里幾乎沒有任何真正能叫有修養的中國詩人感到吃驚的東西;他們一回顧中國傳統詩歌,總覺得許多西方新東西似曾相識。這足以說明為中國詩人能夠那樣快那樣容易地接受現代主義的風格技巧,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能夠有所取舍,能夠駕馭和改造外來成份,而最終則是他們的中國品質占了上風。戴望舒、艾青、卞之琳、馮至、穆旦——他們一個一個地經歷了這樣的變化,而在變化的過程里寫下了他們最能持久的詩。簡言之,中國新詩中出現過現代主義,但卻是經過改造和變形的現代主義,這種改造和變形的壓力來自縱橫兩個方面——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和充滿了戰爭與革命的社會現實。

面對三四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的現實,詩人們無法逍遙,他們從歐洲帶回的蘆笛總會吹奏出另外的聲調。王先社在他們的詩中明確感受到了「對國家困境的擔憂,而這種感情是西歐和北美的現代主義詩歌少有的」。詩歌可以沒有國度,但詩人卻有自己的祖國。作為詩人們的學生、朋友和同學,王先生也從未將自己關在文學的象牙塔中,當年他中斷在國外的進修毅然回到即將解放的祖國,表現的不正是一股赤子之情,抒寫的不正是一首人生好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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