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主流經濟學家們只關注用利益的作用來解釋經濟行為，而社會學家們傾向于強調社會互動與社會結構的作用。他們的這兩種分析策略都是基于很好的理由，並且，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都創造了很多重要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相信，只有把利益與社會結構結合在一個分析中，才能夠推進對某些特定的經濟現象的理解。筆者在本書中認為，馬克斯‧韋伯試圖進行這樣的整合，而且成功地排除了好幾個障礙。他的這種常識非常有趣，值得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去討論——這種討論仍然有待進行。多數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知道《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韋伯的其他一些作品，但是，他們仍然不熟悉他的經濟社會學及他在一般經濟學領域的工作。
本書的核心主題是，韋伯試圖在同一個分析中，將利益驅動行為的思想與社會行為的結合起來。例如，阿馬蒂亞‧森的作品使我們了解到，只以利益為基礎的經濟分析是多麼不充分。森引用了埃奇沃斯（Edgeworth為）在《數理心靈學》（1881）中的陳述，“經濟學的第一原則是，每一行動者只被自利所驅動。”森對埃奇沃斯的觀點加上了以下評價︰“這是經濟學模型中一種持久的關于人的觀點，而且看來經濟理論的性質也受到了這一基原則的很大影響。”類似地，早期的社會學家則傾向于將人的行為看成主要由其社會維度所塑造。在拉爾夫‧達倫道夫寫于1950年代的一篇著名的論文中，“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指的就是行為完全由他或她的角色所決定的人。後來，彼得‧貝格爾與托馬斯‧勒克曼創造了“實在的社會建構”這一說法，也表示了將人的行為歸納為互助、角色和社會結構的傾向。人們都有利益，這些利益在決定他們的行為時起到了關鍵作用，社會學家總是忽視所有這些，或者至少是把它們放在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