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獻學的文化闡釋

中國古典目錄學新論
中國目錄學基本精神探論
中國目錄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略論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特質
中國目錄學學術批評史論綱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再評判
中國古代書目著錄中的互著法和別裁法
中國古代注釋性書目述論
關于《別錄》、《七略》和《漢書‧藝文志》兩個問題的探討
論鄭樵目錄學思想
明代私家書目圖書分類體系的變革及其成就
論《國史經籍志》
《寶文堂書目》及其文獻價值
20世紀30年代中國目錄學的歷史地位
20世紀中國目錄學研究綱要
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
我國私家藏書起源試探
明代藏書事業歷史背景探論
明代政府藏書概述
明代文淵閣藏書考述
“儒藏說”評析
中國古籍版本學是能夠輝煌起來的——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讀後
漢代文獻學的特點及其對漢代學術的影響
漢代文獻學在中國文獻學史上的地位
論漢代文獻整理的思想和方法
從《史記》看漢代的文獻傳播過程及影響因素
漢代文獻注釋模式研究
主要論著目錄

我與王國強教授相識20余年，深切地感到他的學問和識見不斷增長，學者的品格日漸成熟。睹其人，讀其文，聞其論，每每為他卓然獨立的學術境界所感動。

國強的主要學術領域是古代文獻學，在古代文獻學學科建設及目錄學、版本學和歷史藏書學等方面都有令人稱道的建樹。

對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個古代重要的目錄學命題，國強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顯示出他不斷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的求真精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再評判》一文以歷史主義的眼光對于其長處和局限最早進行了系統分析，它告訴我們，這個命題的價值並不像以往所有的研究那樣，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必需加以分析才能明了的。

《中國目錄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提出應對中國目錄學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使新的文化形態與傳統之間達到辯證的餃接。文章試圖突破傳統的所謂精華和糟粕的兩極分野而更多地采用分析的方法研究目錄學傳統和傳統目錄學；他研究傳統目錄學的目的，更多的是著眼于對當代目錄學的關懷，是認清傳統目錄學的真諦，建設和發展中國目錄學。

國強前後花費15年時間，著力于明代目錄學研究，並于2000年出版《明代目錄學研究》一書。這是第一部中國目錄學之斷代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國強對于中國歷史藏書學的研究，也以其扎實的文獻功底和獨到的見解斐聲學林。關于政府藏書管理機構和藏書機構，他有《歷代政府藏書管理機構考略》、《明朝皇史成始末及其特點》和《明代文淵閣藏書考述》等文章。《我國私家藏書起源試探》討論了先秦私人藏書活動，《中國藏書史辨誤三題》可視為前文的姊妹篇，澄清了古代藏書史研究中幾個常見的錯誤︰一是“書不可勝載”的“載”字，文章認為當解作“記載”；二是研究者往往引用《莊子‧天下篇》中“孔子西藏書于周室”一段話作為孔子是藏書家的證據，這是把傳說當作信史使用的典型，因為莊子十九寓言，原是不足為訓的；三是不少人至今還在說古代藏書樓“重藏輕用”，可謂皮相之極。他的分析和辯駁，給學界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因為，這些誤解，不僅是知識性的，而且更涉及學風建設問題。

國強一直關注中國文化的建設，尤其是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他以古代中國藏書文化研究為基點，提出了許多問題，發人深省。《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認為典籍是文化傳承的最主要渠道和表現形式。典籍的收藏是一個民族，尤其是藏書家的文化自覺。文章從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書的地理變遷所反映的文化意蘊等方面揭示了古代藏書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特征。《文化的創造與延續︰一種深刻的覺醒》一文對現收藏于鐵琴銅劍樓的元刊《資治通鑒》一書的流傳、閱讀、題跋的過程及其文化內涵進行了討論。《“儒藏說”評析》全面討論了在中國圖書館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儒藏說”的源流、內容、背景、價值和實際影響，是迄今研究“儒藏說”的最權威的文獻。魯陽對于編纂儒藏，一直持保留態度；讀國強文章，頓悟不可輕易否定一個人，不可輕易否定一個學派，也不可輕易否定一種觀點。凡事應取分析態度。

1999年至2001年3年之間，我與國強走遍大半個河南，訪求秘籍遺珍，從此，他對版本學的熱愛，也一發而不可收。在版本學領域，國強的成果，也相當可觀。

《從（金瓶梅詞話〉看明代的“書帕”本》以《金瓶梅詞話》和《醒世姻緣傳》兩部話本小說關于“書帕”的描述為例，討論了“書巾自”本的真相，糾正了前人記載的偏頗。《論坊刻的歷史地位和文獻價值——兼論文獻的綜合評價問題》（合著）認為，“版刻質量的高低優劣只是衡量不同刻書系統質量的一個層面，從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而言，甚至不是主要的層面。如果僅從版刻質量入手進而認為‘坊刻各方面都不如官刻和私刻’，則不免缺乏鴻通”。文章主要從文獻價值的角度對坊刻作出新的評價，其結論是坊刻和官刻、私刻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基本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可謂一反傳統的平實之論。

國強先後對曹之教授的《中國古籍版本學》和《中國印刷術的起源》兩部著作發表過兩篇書評，對版本學和印刷術研究的現狀及其應該努力的方向、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在版本學學科建設上具有積極的意義。

《漢代文獻學研究》是國強的博士學位論文。兩漢400余年間，文獻活動頻繁，在借鑒先秦文獻編纂、整理成就的基礎上，在文獻事業的各個領域都有創獲，綜合運用文獻學各種方法，展開了文獻的系統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凸顯了文獻學的重要地位，並對後世影響深遠，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實際源頭。同時，漢代的文獻整理活動及其成果深深影響著漢代政治、社會、思想、學術、文化，構成漢代學術的主體。對漢代文獻學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漢代文獻學研究》涉及文獻學的所有重要方面，充分顯示了作者全面而扎實的文獻學功底和廣泛而深刻的學術背景。

國強飽讀文獻，網羅古今，追求會通，給人以一種歷史的深邃和豐富感。同時，學術研究，必然有方法論問題。優秀學者與一般學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自覺地尋求先進的科研方法而運用之，是以常收事半功倍之效。國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扎扎實實地從事學術探研，而且還在方法論上下工夫。

國強曾有《學者不可太急于自售》之作，他說︰“學術是一種清冷的事業，置身其中，必須抱有持敬、堅定而深遠的心態。”國強長于渦河之畔，深得老子“上德不德”、“無為以為”之要，此誠人所難能。

茲當王國強教授自選集付梓之際，用贅數言，以示欣企之意。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