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

前言
作者序
第一章 方法論導論
公共經濟理論
第二章 同質個人間的簡單交換
獨立調整
交易均衡
交易均衡的代數表達
馬歇爾幾何解釋
參考文獻附錄
第三章 異質個人間的簡單交換
公共物品的邊際價格差異
消費單位與生產單位
馬歇爾聯合供給理論
邊際價格、平均價格和人際價格歧視
公共物品的個人需求
邊際價格不變與均衡確定性的復歸
參考文獻附錄
第四章 純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
作為公共物品的私人物品
聯合供給單位
供給單位的固定比例構成——相同數量
消費構成組合——公共物品的技術特征
消費構成組合的均衡
純公共物品的消費構成組合：消費構成——對等的極端情形
純公共物品的消費構成組合：固定比例
可變比例下的消費構成組合
消費外部經濟：不含正統的聯合供給效率的
「公共性」
形式化的總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五章 多人一多種私人物品——「搭便車者」問題
私人物品由一種增加到N種
由一種到多種公共物品
由兩人到多人
完全競爭
N人參與的單一公共物品「交易」
嚴格意義上的策略行為——小規模群體的情形
普遍依賴性——大規模群體的情形
公共物品供給與「搭便車者」
搭便車者的選擇：概率解釋
威克塞爾的一致同意規則
一致同意規則與帕累托最優
一致同意規則與現實世界中的制度
參考文獻附錄
第六章 多人一多種公共物品——不存在計價物品的情形
兩人——種公共物品
多人——種公共物品
兩人——兩種公共物品
三人——一種公共物品
三人——兩種公共物品
選票交易和偏好強度
多人——兩種公共物品
多人——多種公共物品
參考文獻附錄
第七章 政治決策的公共性
引言
稅收分擔方案的一般特征
簡化的二人模型
擴展到三人模型
公共物品與私人決策
參考文獻附錄
第八章 財政選擇的制度
引言
重復選擇
集體決策的成本
達成集體決策的規則
財政選擇的特定規則
政治決策規則與財政規則之間的替代
傳統稅收「原則」的復興？
小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九章 何種物品應當是公共的
問題的表述
可分性譜系
公共性的范圍
簡要的物品分類
政治集團的規模與產權結構
組織的功能
純分配模型
配置與融資
公共供給與公共生產
小結
參考文獻附錄
第十章 走向實證財政理論
引言
公共物品的規范理論
公共物品供給的實證理論
小結
補充閱讀材料
譯后記

本書選擇以「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作為標題，是為了突出與正統財政學（orthodox public finance）的不同之處，同時，也是為了與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建立起關聯。傳統上，財政學既不包含公共物品與服務的需求理論，也不涉及相關的供給理論。公共物品與服務不是這一分支學科的重心所在。價格理論已在財政學中得到了相當直接的應用，但其科學成分僅限於推測個人和企業對於財政制度的反應。一位來自外部空間的學者，如果在后馬歇爾時代光臨地球，當他熟讀財政學英文文獻之后，也有可能得出如下結論，即政府完全外在於其公民而存在，它們向個人和企業征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國家更富有；他也有可能認為，實證財政學就是要推測稅收的效應，規范財政學（盡管其中不乏實證因素）則旨在就應當如何征稅提供意見。

馬歇爾經濟學（Marshallian economlcs）主要是關於私人物品供求及其交易組織（即市場）的理論。傳統財政學借鑒馬歇爾經濟學中的效用主義來發展自身，卻只承襲了效用主義謬論中國家干預的理念。早期的歐洲大陸學者，曾嘗試將經濟理論不僅應用到私人物品領域，還應用到公共物品領域，然而，英語世界學者囿於語言所限，對此一無所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薩克斯（Sax）、潘塔萊奧尼（Pantaleoni）、德維蒂·德馬科（de Viti de Marco）、馬佐拉（Mazzola）、埃里克·林達爾（Erik Lindahl）等人，最重要的是，克努特·威聲塞爾（Knut Wicksell）等人的思想，在英美著作中幾乎完全被忽視。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在R．A，馬斯格雷夫（R．A．Musgrave）、霍華德·鮑溫（Howard Bowen）、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J．G．黑德（J．G．Head）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這一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借助於19世紀晚期歐洲大陸學者的努力，公共物品和服務需求與供給的理論誕生了。現在這一理論（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寫就的）正開始在初級財政學教科書中取得一席之地，然而對其獨立、系統的闡釋尚未問世，這成為本書寫作的動因。

無需在此自稱這是一本正統的初級教科書，即使分析的難度沒有增加，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處。一定程度的復雜經濟分析是必要的，熟悉理論福利經濟學將會很有用。在可能的地方我已試着闡述得仔細

些。我不能說這是一個新理論，但我本人的見解和理論結構的安排，不同於這一領域的其他學者。就此而言，這一理論是我所獨有的，我不做任何方法論客觀主義（methodological objectivity）立場的嘗試。我也決不聲稱，本書沒有任何分析上的錯誤。公共物品的需求與供給理論尚未被廣為接受，因此它仍然令人充滿興趣，出於同樣的原因，理論家也有出錯的可能。

1957—1968年間我在弗吉尼亞大學為二年級研究生開設研討班，本書即以研討班上的講課內容為藍本。每年我都對講義進行修訂，希望能夠不斷完善。在這期間，我的1961—1962學年是在劍橋大學度過｀的，這本書的原稿最初寫成於1961年秋季，那時我正在劍橋大學主持：一個為期八講的講座。呈現在這里的版本，實際上完成於1964—1965和1965—1966學年度，以及1966年的夏天。及至書稿最終改定，則已經到了1966年和1967兩年之交了。

應當感謝參加了我的研討班的研究生，在那期間圍繞指定的閱讀主題，我要求他們每周完成一篇論文，其中常常涉及繁瑣的分析細節，顯然給他們增加了壓力，這些論文成為本書的基本分析素材。十年來研討班上的學生尤其應當提及的有托馬斯·博徹丁（ThomasBorcherding）、奧托·A戴維斯（Otto A．Davis）、埃米利奧·賈爾迪納（Emilio Giardina）、查爾斯·戈茨（Charles Goetz）、馬克·波利（MarkPauly）、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克雷格·斯塔布爾賓（CraigStubblebine）和里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即使在畢業之后，他們還幾乎都對本書初稿的全文作了建設性的評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J．G，黑德（J．G．Head）、佛羅里達大學的米爾頓·卡夫格利斯（Milton Kafoglis）、杜克大學的戴維·戴維斯（David Davies），以及賴斯大學的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lock）都在不同階段提出了很有幫助的修改意見。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不僅提出具體且有益的修改建議，還鼓勵將這本書付梓出版。⒛世紀60年代所有參加過在勞斯樓（Rouss Hall）舉辦的學術活動的人員，尤其是我，都要感謝貝蒂·蒂爾曼（Betty Tillman）女士，感謝她的理由不僅僅是因為她通常承擔的秘書工作。1966年夏天我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薩拉塔·甘格利（Subrata Ganguly）在編錄索引方面提供了幫助，亦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