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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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中國古代的藏書樓，無論官藏、私藏或是宗教藏書、書院藏書均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各自的貢獻，甚至可以說，沒有藏書文化，便不會有中國的歷史文化。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細流的匯入，許多珍貴的典籍正是通過各種藏書樓這一綿延不絕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傳。

由於藏書直接關系到讀書教育，所以藏書是否發達與地域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出版業發達程度密切相關，而與國家的政治中心關系相對薄弱，唐以后這種現象表現得尤為顯著。漢以降私藏中心逐漸由西向東南轉移，逐漸遠離政治中心，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私家藏書事業持續繁榮、風景獨好的事實很能說明這一點。就全國范圍來統計，主要分布在華東地區，其中尤以江蘇、浙江、山東、福建為最，占全國藏書家的74％，僅江浙兩省就占到64．9％。科舉制度似與私人藏書結下不解之緣——歷代產生進士、狀元最多的地方也總是私家藏書最為發達的地區c以明清兩代為例，明代共有狀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蘇16名，江浙兩省共36名，占總數的40％強；清代共有狀元1 14名，其中江蘇49名，浙江⒛名，江浙兩省共69名，占總數的60．5％。換句話說，明清兩代共有⒛3名狀元中，江浙兩省占有105名，超過半數。天下文狀元，二人有其一。據范鳳書先生在《中國私家藏書概述》一文中統計，全國著名藏書家共4654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蘇省967人，兩省共⒛29人，占全國總數的43．6％，足以說明藏書與地域及人才之間的密切關系。明清時期江浙文化的強勁優勢顯現無遺，江浙私人藏書中心持續繁榮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說服力的注解。這些雖是后話，但與唐宋時期私家藏書打下的基礎也是分不開的。

從個體角度看，我國古代藏書家絕大多數出身於官宦，在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中明清510位藏書家，出身官吏者有286位，占到56．1％。有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夫妻等關系的就有87家，也就是說至少有174位藏書家相互之間有親屬關系，占總數的34．1％，超過了3／1。然而，私家藏書樓的壽限普遍較短，少則十數年，多則數十年，鮮有超過三代百年者。仍以《藏書紀事詩》為據加以統計，藏書三代以上者54家，占10％左右，藏書四代以上者13家，僅占2．5％。天一閣的著名正可證明其是古代藏書樓中極少長壽的鳳毛麟角。但宏觀地看，私家藏書系統的生存機制極強，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頻繁兼並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強韌性及「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廣泛可適性。

有人說中國古代的藏書樓重藏輕用，具有吝借性，因聚書不易，藏書家具有開明識見者為數不多，也僅有13家，仍占總數的2．5％，盡管秘藏吝借的藏書家歷代多有。所謂用，應該理解為有多種方式。將藏書束之高閣，藏而不用的藏書家並非多數。他們大多利用自己的藏書著書立說，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據對《藏書紀事詩》的統計，古代藏家有著述者⒛8位，占40．8％，校勘刊刻者73位，占14．3％，再加上不吝借的13家，對藏書能加以利用的有294家，占總數的57．6％。這些數字還是該書有明確記載者，實際情況還要超過這個數目。所以，輕易用「重藏輕用」來給各類藏書下結論是不准確的。他們很重視自己藏書的價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只不過使用范圍有限罷了。

探討中國古代藏書樓的歷史作用，若抽象泛言之，則可以說其對我國歷代的文化、教育事業無疑起着一定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對國民素養的提高產生積極影響。還應該提及的一，點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的兩大發明即紙和印刷術的發明，藏書事業在其中的催化和促進作用實在應予充分的肯定。發明源於需求，正是緣於社會對書籍的廣泛而大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以官、私藏書樓為主體的巨大需求市場的刺激下，紙和印刷術的發明才得以萌發並逐漸成熟、廣泛應用。歷史清楚地顯示，唐代及唐以前的書籍市場始終處於供不應求的飢渴狀態，處於一種典型的供方市場，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轉這種狀況。歷代大大小小的無數藏書家在忙碌於收書、藏書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充當了偉大發明的催生婆——一個光榮的角色，一份集體的榮譽。

藏書家的歷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會是不同的結果，我們將視角固定在圖書典籍上，不難發現，藏書家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對中國歷代典籍的保存、傳播、完善、生產與捐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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