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起，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作一些初步的研討。四年以后，寫成《張居正大傳》，由開明書店出版。中間曾經寫過《王守仁大傳》，所以這本《陸游傳》的寫成，應當是第三本了。
傳記文學是史，同時也是文學。因為是史，所以必須注意到史料的運用；因為是文學，所以也必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史料運用方面，從搜集到掌握，從考訂到識別，中間有一段相當復雜的過程。可是講到人物形象，問題還要多些。傳記中的傳主，無論作者主觀的意圖如何力求與史實符合，其實一切敘述，都必須通過作者的認識。所以傳主是不是和史實符合，主要還要依靠作者的認識。因此傳記文學中的傳主，正和一般文學中的主人公一樣，是作者創造的成果。所不同的在於傳記文學的作者，有責任通過自己的學習，求得對傳主的全面認識。
一位有問題的傳主，有時會給傳記的作者以更大的興趣。姑以張居正為例，他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替張居正寫傳的人，就有責任把自己的認識交代出來。
陸游是和張居正不同類型的人物。他有他的一番抱負，但是他對於時代所起的影響和張居正所起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可是有一，點卻相同——后代對於陸游的評價分歧很大，因此陸游也是一位有問題的傳主，他的生活值得仔細分析，做出比較近情的結論。
陸游的一生，八十五年的當中，經過不少的變化，他的政治關系，也有過相當的轉變。《宋史·陸游傳》說他「晚年再出，為韓伉胄撰《南園記》、《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又說「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終其晚節」。因此，有人把陸游看成權門清客，這當然是很錯誤的。現代都認陸游為愛國詩人，這是正確的，但是作為一位愛國的志士，必須舉出具體的事實來，否則不容易取信。空頭文學家固然是要不得的，可是沒有具體行動的愛國志士也不會引起更多的敬意。既然要為陸游寫傳，就有必要把具體的事實，加以疏通證明，然后才能塑造出這一位愛國詩人的形象。
要理解陸游，必須抓三個關鍵：隆興二年（1164）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鄭的工作，以及開禧二年（1206）他對於韓伲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態度。可是要理解這三個關鍵，還存在一定的困難。陸游在鎮江和南鄭的工作，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是很有限的史料，理解不易全面。韓伲胄的發動北伐，當時的議論已經不一，及至失敗以后，一般人都認為他是專權誤國，《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傳》。是不是如此呢？最初，陸游和倪胄是有距離的，后來他們逐步接近了，直到倪胄被殺以后，陸游始終沒有放棄他的立場。他們是在什麼基礎上接近的？陸游的立場是什麼？這些問題必須搞清楚，我們才能對於陸游，獲得比較正確的認識。
有時我們必須做一些考證。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四記：「陸游晚年為韓倪胄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雲：『君居東浙我江西，鏡里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社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萬里這首詩是有的，作於紹熙五年（1194），他們在淳熙十六年（1189）相別，前后六年，所以詩中說「花落六回」。《南園記》作於慶元五年或六年（1199或1200），和紹熙五年中間相去五六年。萬里此詩，與《南國記》全不相關，這是第一。劉塤《隱居通議》卷二十一說陸游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日：『獨不為此小官人地那？』乃降節從伲胄游。」陸游幼子子聿生於淳熙五年（1178），作《南園記》時，子聿已逾二十，更無可抱之理，這是第二。羅大經、劉塤的時代，和陸游都很近，兩書亦頗有名，其不可信如此。陸游和韓佗胄的關系，中間有不少的糾纏，沒有經過考證，很容易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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