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產權發展戰略與實施的法律問題研究

上篇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與知識產權基本法律問題研究
1 關於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1.1 戰略學上的「戰略」
1.1.1 戰略的基本含義
1.1.2 戰略的屬性
1.2 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的基本含義：戰略學框架中的考察（之一）
1.3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定位：戰略學框架中的考察（之二）
2 知識產權與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2.1 知識產權的一般認識路徑
2.1.1 知識產權：以創新性智力成果為客體的排他權
2.1.2 權利與排他權（專有權）
2.1.3 知識產權客體：創新性智力成果
2.2 知識產權的特點
2.2.1 知識產權的專有性
2.2.2 知識產權的無形性
2.2.3 知識產權的法定時間性
2.2.4 知識產權的地域性
2.2.5 知識產權的法律創設性
2.3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2.3.1 概述
2.3.2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體系構成
2.3.3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功能
3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著力點」
3.1 基於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屬性的分析
3.1.1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全局性
3.1.2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關鍵性
3.1.3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長遠性、實踐性、系統性
3.2 基於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內容的分析
3.2.1 概述
3.2.2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內容
3.2.3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主體
3.3 結論與建議
下篇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具體法律問題研究
4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時代背景
4.1 信息化社會的制度建設
4.1.1 信息、知識、創新性智力成果
4.1.2 信息化社會與知識經濟
4.1.3 信息化社會／知識經濟的產權制度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4.2 市場化體制的內在需求
4.2.1 市場經濟的一般認識
4.2.2 市場經濟與知識產權設定
4.2.3 知識產權與壟斷
4.3 全球化時代的政策立場
4.3.1 「全球化」概述
4.3.2 「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產權
4.3.3 「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產權政策立場
5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中的法律問題研究
5.1 公權與私權：知識產權的法律性質
5.1.1 私權與公權
5.1.2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私權
5.1.3 知識產權「公私」之辨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
5.2 限制與保護：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選擇
5.2.1 概述
5.2.2 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限制
5.2.3 限制還是保護——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為視角
5.3 因噎廢食還是趨利避害：知識產權的政策定位
5.3.1 概述
5.3.2 關於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若干考察——以TRIPs為主要對象
5.3.3 關於「趨利避害」的若干建議
6 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中的法律問題及對策建議
6.1 知識產權執法體制的創新與完善
6.1.1 知識產權執法體制的現狀與問題
6.1.2 知識產權執法體制的創新與完善
6.2 知識產權公共服務的創新與完善
6.2.1 「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問題的提出
6.2.2 「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機制建立與完善的分析
6.3 知識產權應用機制的創新與完善
6.3.1 「知識產權應用」概述
6.3.2 我國「知識產權應用」的現狀與問題
6.3.3 我國「知識產權應用」機制創新與完善的思路框架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現代社會文明的基石」，這一論斷不僅已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所證明，而且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在人類歷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體制，依靠法治而促進社會發展、推動文明進步的例證，可以說俯拾即是。而翻開古今中外東西各民族的歷史，完全摒棄法律制度而能夠保持國家昌隆、社會繁榮進步的例子，卻是絕難尋覓。蓋因在擺脫了原始和蒙昧以后，人類社會開始以一種「重力加速度」飛速發展，人的心智日漸開放，人們的利益和追求也日益多元化。面對日益紛紜復雜的社會， 「秩序」的建立和維持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而在建立和維持一定秩序的各種可選擇方案（暴力的、倫理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中，制定一套法律制度，並以國家的名義予以實施、推行，無疑是一種最為簡潔明快，也是最為有效的方式。隨着歷史的演進、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作為人類重要精神成果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斷嬗變演進，不斷提升自身的境界，逐漸成為維持一定社會秩序、支撐社會架構的重要支柱。17世紀以后，數次發生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特別是20世紀中葉發生的電子信息革命，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直接改變了信息交換的規模和速度，而且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人類生活進人了更為復雜和多元的全新境界。在這種背景下，宗教、道德等維系社會人心的傳統方式，在新的形勢面前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而理想和實際的選擇，似乎是透過建立一套理性和完善的法律體制，給多元化社會中的人們提供一套合理而可行的共同的行為規則，在保障社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給社會成員提供一定的發揮個性的自由空間。這樣，既能維持社會整體的大原則、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和諧和穩定，又能在此基礎上充分保障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創造力，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唯有如此，方能達到穩定與發展、整體與個人、精神文明與物質進步皆能並行不悖的目的。正因為如此，近代以來的數百年間，在東西方各主要國家里，伴隨着社會變革的大潮，法律改革的運動也一直呈方興未艾之勢。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國度。在數千年傳承不輟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也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但由於古代社會法律文化的精神旨趣與現代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內容博大、義理精微的中國傳統法律體系無法與近現代社會觀念相融，故而在19世紀中葉，隨着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綿延了數千年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最終解體，中國的法制也由此開始了極其艱難的近現代化的過程。如果以20世紀初葉清代的變法修律為起點的話，中國近代以來的法制變革活動已經進行了近一個世紀。在這將近百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一直充斥着各種矛盾和斗爭，道路選擇、主義爭執、民族救亡以及路線斗爭等等，使整個中國一直處於一種騷動和不安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變革在理論上會給法制的變革提供一定的機遇，但長期的社會騷動和過於頻繁的政治劇變，在客觀上確實曾給法制變革工作帶來過很大的影響。所以，盡管曾經有過許多的機遇，無數的仁人志士也為此付出了無窮的心力，中國近百年的法制重建的歷程仍是步履維艱。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宣告結束，中國人開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審視自身和周圍的世界，用更加冷靜和理智的頭腦去思考和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由此進人了具有非凡歷史意義的改革開放時期。這種由經濟改革帶動的全方位民族復興運動，也給蹉跎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法制變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無限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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