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行政部門休假，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為期三個月的訪問。碰巧沈建華女士亦受饒宗頤教授之邀來到所里，協助他編纂工程浩大的《甲骨文通檢）。就是將已經出版的全部甲骨卜辭按詞語分類編成索引。我見到她埋首於大量卡片之中，焚膏繼晷地日夜工作，一時頗感興趣，遂提出來此事應當改在電子計算器上進行，認為這計划看似浩繁，但倘若應用新科技，當可迎刀而解。這種想法在今日可能順理成章，但在二十五年前，則無論從計算器技術抑或香港高等院校的研究體制來說，都是未臻成熟而過份冒進，可以說是太天真了。事實上，當時電子計算器剛剛以「語文處理器」的面貌進入較先進的辦公室，仿制的蘋果牌個人計算機還要一兩年後方在市面流行，即使是大學電子計算中心的所謂「主機」，無論從記憶容量或者運算速度而言，能力也都還非常有限。以計算機整理甲骨文的想法即使技術上勉強可行，但所需資金卻無從籌措，相關支持軟件也尚未發展出來，因此這想法旋踵就無疾而終。而且，為了意想不到的其它原因，沈建華在翌年離開中大回到安徽省博物館，後來更東渡扶桑。
但短短數年后，情勢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在1986年轉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兩年后香港政府屬下「大學與理工學院資且委員會」（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Grants
Committee,UPGC）制訂資助特定研究項目的辦法，邀請大學教師申請。劉殿爵教授與我合作提出的「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電子資料庫」計划於1989年獲得資助，三年后大體完成，利用此資料庫編纂的《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農字索引》在翌年開始陸續出版。此時上距我初次動念以計算器整理甲骨文，不知不覺已經有十年光陰。在此十年間，計算器技術以及中文軟體飛越進步，因此以廉價桌面個人電腦較低入大量以標准漢字書寫的傳世典籍，將之建成電子資料庫，然后在電腦上以特別設計的程式來自動編纂「農字索引」，已經變為集合數人之力就可以推動、完成的工作。這計划的成功可以說是因緣際會，既拜「資助委員會」新政策所賜，亦恰好趕上高漲中的科技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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