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英國律師業發展的詳細介紹。討論了律師在社會民主危機中的作用、律師職業的群體特征、律師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律師與社會和國家的關系、以及律師的商業特點和職業操守之間的關系協調。法律職業主義研究是法律社會學的重要分支。而律師業與社會、國家的關系是法律職業研究的重要部分。

這是一本研究律師職業的書，它深入討論了律師在社會民主危機中的作用，律師的群體特征與社會定位，律師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以及律師執業的商業化轉向和職業操守之間的內在緊張……從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的律師職業群體畫像。


杰拉爾德‧漢隆︰倫敦大學瑪麗皇後學院（QLleeil Mary’s，University of London）組織社會學（Organizational Sociology）教授，畢業于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獲哲學博士（PhD）學位，博士論文以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性質變化和它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為題。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謝菲爾德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諾丁漢大學和萊斯特大學任教。研究興趣包括社會理論、市場社團的性質、國家和市場的關系、政治經濟、職業性組織、工業社會學等。
 

目錄

序
表目
英文版序
致謝
第一章 社會民主的危機？職業主義與彈性積累
市場抑或社會民主？
全球福特制的出現
社會公民身份、職業主義與積累的福特制政體
職業者與遲到的社會公民身份認同
社會服務職業主義與市場部門
無限制的社會公民身份與英國資本主義的危機
新右翼破壞社會民主的企圖
國家右翼傾向對職業者的後果
資本的進攻與復蘇
結論
第二章 自由放任主義信念的捍衛者與福特制集體主義的
擁護者:律師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變化
一種適度受限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職業間的競爭與日漸倚重土地市場——土地轉讓市場
的壟斷化
作為事務律師捍衛者的自由放任國家
干涉主義國家的興起——威脅行為的一個例證？
干涉主義國家與事務律師——向新型積累邁進
精英律師事務所——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到福特制
結論——律師與社會民主危機
第三章 律師、國家與市場:進退兩難之境
強大國家與律師職業
律師與強大國家——強者的進一步便利？
作為商品的職業服務——資本的觀念
購買個人的抑或律師事務所的技能？商業知識、網絡和
內部律師
結論
第四章 彈性積累與“商業化職業者”的出現
商業律師事務所——它們真的如此不同？
“為商業化職業者的出現進行結構調整”
網絡和對個人的（重新）崇拜
嵌入性、信任與職業服務的市場銷售
作為個人授權資源的網絡
結論
第五章 作為企業的職業主義:服務階層的政治學與職業
主義的重新定義
作為一股保守力量的服務階層
服務階層的分裂
職業、信任與服務階層
職業者和服務階層的分裂
社會服務職業主義與激進的服務階層？
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結論
結論 社會結構與職業工作的變化面相
附錄 研究方法論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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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西方法律職業研究的發展史上，英國學者一直處于這一領域的最前沿。從20世紀30年代的卡爾一桑德斯（A．M，Carr-Saun-ders）和威爾遜（P．A，Wilson）到80年代的劉易斯（P．Lewis）、丁沃爾（R．Dingwall）、布爾雷奇（M．Burrage）等人，英國學界對職業的本質特征與發展歷程始終有著強烈的關注與獨到的理解。當曾經風靡一時的職業研究在今天的美國學界已經被法律與醫療等研究領域瓜分得幾乎銷聲匿跡的今天，英國學者們卻還保持著對一般性職業理論的興趣。杰拉爾德‧漢隆（Gerard Hanlon）分別于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會計師職業的商業化》（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Accountancy）與《律師、國家與市場:職業主義再探》（Lawyers，theState and the Market︰Professionalism Revisited），是西方職業研究領域近二十年來的兩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律師、國家與市場》一書，不但為了解英國律師業在20世紀後半葉的發展歷程提供了大量的經驗數據，而且也為理解職業與市場、國家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相對系統的理論視角。由程朝陽先生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本書中譯本，無疑將對國內的法律職業研究與職業社會學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作者在寫作本書時，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並不僅僅是法律職業本身，而是二戰後英國福利國家政策興起以來不斷增強的國家干預對法律服務市場以及職業工作所產生的各種後果。漢隆認為，過去幾十年里職業工作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商業化傾向，產生了所謂的“商業化職業主義”（commercialised professionalism），而福利國家的興起則對這一商業化過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對中小型律師事務所的組織結構、工作以及職業團體加強控制；其二，為大型律師事務所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提供便利。其結果是作為“服務階層”（serYlce class）的律師業的職業主義內涵產生了根本性變化，不僅強調傳統上的專業技能，還要包括管理技術與業務開拓能力。作者認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職業主義從紳士型（gentlemanly）到社會服務型（social service）再到商業化（com-mercialised）的轉變過程與英國的市場一國家關系自19世紀以來從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到福利國家再到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密切相關。

本書的論點清晰完整，論證也十分有力，但作者對于律師業的理解明顯受到了他此前研究會計師業的影響，有些過分強調了商業化傾向對職業工作本質所產生的挑戰。事實上，無論是“紳士型”、“社會服務型”還是“商業化職業主義”，都只不過是幫助我們理解職業工作的理想類型而已，英國和其他一些主要西方國家的律師業在二戰後的確都出現了國家干預增強與商業化的明顯特征，但其職業工作是否真的像會計師業一樣完全被市場化、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鋪路石，值得讀者們更為審慎地思考。與經濟學、審計等專業相比，法律職業承載了更多的社會正義責任，其專業技能的本地化程度也明顯更高，商業化的影響在專門從事企業法律服務的大型商務律師事務所中固然十分顯著，而對于大多數從事個人法律服務的中小型律師事務所和個人執業者而言，“商業化職業者”究竟是不是應當成為他們所追求的發展方向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個角落的今天，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遭遇了重大經濟危機的今天，法律職業在市場競爭與國家干預之間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對于這些疑問，這本《律師、國家與市場》帶給我們的並非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一個復雜的命題。

劉思達
2008年11月30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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