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旭東: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主任。199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師從費孝通教授,1998年7月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998年7月至2005年5月任教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2年11月獲得「王寬誠英國學術院獎澩金」,並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從事5個月的合作研究。2003年4月赴葆蘭萊頓大學,從事為期1年的訪問研究。2005年6月開始執教於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
主要研究興趣為:(1)文化、認知與廣義的實踐理論建構;(2)鄉村社會結構與糾紛解決過程的政治與法律人類學研究;(3)民間信仰復興及其與國家現代性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4)後殖民社會與文化理論研究;(5)廣義的傳統文化保護與鄉村發展及其反思研究;(6)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建構與反思;(7)土地利用與發展的鄉村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
先後發表中英文論文50余篇,代表性著作為:《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紐約解決與權威多元》(2003),《反思本土文化建構》(2003)。
目錄
自序
一、農民的理性
鄉土中國與「學習」概念
農民的理性
歷史、回應與反思
二、村落門票
村落門票
鄉村生活的「損蝕」
多民與生路
三、結構容納權力
習慣的約束力
作為家園的土地
結構容納權力
四、否定的邏輯
中心的消解
否定的邏輯
民俗的易感染性
五、文化認同的危機
帝國的隱喻
文化認同的危機
鏡中的他者
後記
一、農民的理性
鄉土中國與「學習」概念
農民的理性
歷史、回應與反思
二、村落門票
村落門票
鄉村生活的「損蝕」
多民與生路
三、結構容納權力
習慣的約束力
作為家園的土地
結構容納權力
四、否定的邏輯
中心的消解
否定的邏輯
民俗的易感染性
五、文化認同的危機
帝國的隱喻
文化認同的危機
鏡中的他者
後記
序
我想,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天然地是跟反思的精神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那個時代,精神的追求與現實的物質生活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遙遠了,現實逼迫着人們不能不去反思當下生活的意義以及改變的可能途徑。因此,相比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60年代出生的人應該更加知道什麼是欲望以及當這種欲望無法得到滿足時的個體內在的精神張力。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60年代出生的人更加知道理想的說教與實際的生活之間的距離。我確實清楚地記得在上小學的時候,一位女同學因為被人揭發儉撿了一個從副食店櫃台上滾落下來的茄子而受到了班里同學們的集體批判,隨之便是開批斗會,大家齊聲高喊「要斗私批修」,現在想來,這樣的行為又是如何的幼稚!因為如果細細地去想一想,對於那時的極低收入的人而言,一個茄子就可能是這樣一個普通人家一天的菜餚,如果是這樣,將落在地上的茄子檢起來帶回家去又如何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呢?
也許是那個曾經有着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造就了我們出生在60年代人的反思精神,沒有這些生活的刺激,反思的動力無論如何是不會涌現出來的。而與此同時,做學問的方式也會因為生活的境遇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態,家境富裕值得 很少肯於反思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之間的差距,因為說白了,這樣的差距根本就不存在,反思也就自然沒有了可以反思的對象。這些人在學問的追求上也許是更加地樂於發展和承襲知識而不大肯於做些反思或者推翻既有的知識體系的工作。而另外的一些人,他們也許是由於家境貧寒,也許是由於生活坎坷,總之是現實離自己的想象之間差距太大,那麼反思的精神自然是會由於壓力的緣故而噴薄升騰出來的。
我自己常常揣摩,自己的求深究之路應該不屬於前者而貼近於后者,因此而造就的我的性格里從來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耐心去建構一個什麼看起來極為完美而又堅固的東西,甚至好像為一個建築物增添上哪怕是一塊磚的貢獻都沒有,大多數的時候卻是更加願意另起爐灶。凡是別人說過的,自己總是不太肯相信;凡是別人寫下來的,總要覺得似是而非,一心想着有沒有辦法搞出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后來談到哲學方法論之類的著作,才知道這也不是什麼太壞的毛病,只是一種做學問和思考的方式而已。不過這樣的做法要想堅持也是不大容易的,批評別人總也是中國人不大喜歡的,雖然有些人自我標榜喜歡接受批評,但是骨子里還是極為討厭人家的批評的,越是權威的人物,這樣的思想也就越是嚴重,心里也就越是害怕有人來批評。但是,我自己還是喜歡堅持這樣的一種做學問的套路,從批評中尋找一點點做學問的快樂。
對於我是如何進入到中國鄉村研究的方向上來,在本文集的第一篇文字中有了一些交代,這里也就不需要太多的筆墨去重復敘述了。但是,如何從反思的立場來看待中國鄉村研究?除了我上述所謂的「時代精神」的緣故之外,實際更為重要性的還要數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學術氛圍。這或許是今天的學術氛圍中所不具備的一種知識的稀缺以及求知者對於知識的過度渴求。這一點因為過於瑣碎而不大為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學者所重視,但我個人認為,對我而言這是極為重要的。
無論如何,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代,而中國社會真正的轉型也恰恰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特別是在1992年以后,情況就更是如此。如果說1992年以前的學術更多的是屬於純粹個人興趣的、比較散漫的一種追求的話,那麼到了1992年以后,更加開放的社會制度以及多元的思想使得知識的場域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人們不再是或者說不再欣賞以一種隨意漫談的形式研究社會總是,而是更加樂於尋求知識的系統化以及規范化。在今天,文獻的規范引用制度已經成為有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學者的普遍共識,但是在90年代之前,那還是一個可有可無,甚至最好是沒有的狀況。許多雜志刊登論文,其文獻都是空白或者寥寥幾個注釋。大家更加習慣於就事論事,隨意轉述、摘引而不去羅列引注的來源以及思想來源者的出版。這種狀況的轉變應該說是在1995年之后,那個時候,一些很有影響的社會科學雜志開始集中在「規范性」問題的討論上,其核心也是在強調如何借鑒西方的論文和著作寫作中的引注制度。但總體而言,那個時代依舊是信息比較貧乏的時代,許多很有名聲的教授學者據說就是因為去了一趟美國或者歐洲訪學而帶回來一本什麼最新版的英文教科書,然后便以獨占和介紹這本書的知識內容而成為某一個學科的領軍人物,而今天這種狀況再也不大可能發生了。
……
也許是那個曾經有着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年代造就了我們出生在60年代人的反思精神,沒有這些生活的刺激,反思的動力無論如何是不會涌現出來的。而與此同時,做學問的方式也會因為生活的境遇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態,家境富裕值得 很少肯於反思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之間的差距,因為說白了,這樣的差距根本就不存在,反思也就自然沒有了可以反思的對象。這些人在學問的追求上也許是更加地樂於發展和承襲知識而不大肯於做些反思或者推翻既有的知識體系的工作。而另外的一些人,他們也許是由於家境貧寒,也許是由於生活坎坷,總之是現實離自己的想象之間差距太大,那麼反思的精神自然是會由於壓力的緣故而噴薄升騰出來的。
我自己常常揣摩,自己的求深究之路應該不屬於前者而貼近於后者,因此而造就的我的性格里從來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耐心去建構一個什麼看起來極為完美而又堅固的東西,甚至好像為一個建築物增添上哪怕是一塊磚的貢獻都沒有,大多數的時候卻是更加願意另起爐灶。凡是別人說過的,自己總是不太肯相信;凡是別人寫下來的,總要覺得似是而非,一心想着有沒有辦法搞出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后來談到哲學方法論之類的著作,才知道這也不是什麼太壞的毛病,只是一種做學問和思考的方式而已。不過這樣的做法要想堅持也是不大容易的,批評別人總也是中國人不大喜歡的,雖然有些人自我標榜喜歡接受批評,但是骨子里還是極為討厭人家的批評的,越是權威的人物,這樣的思想也就越是嚴重,心里也就越是害怕有人來批評。但是,我自己還是喜歡堅持這樣的一種做學問的套路,從批評中尋找一點點做學問的快樂。
對於我是如何進入到中國鄉村研究的方向上來,在本文集的第一篇文字中有了一些交代,這里也就不需要太多的筆墨去重復敘述了。但是,如何從反思的立場來看待中國鄉村研究?除了我上述所謂的「時代精神」的緣故之外,實際更為重要性的還要數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學術氛圍。這或許是今天的學術氛圍中所不具備的一種知識的稀缺以及求知者對於知識的過度渴求。這一點因為過於瑣碎而不大為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學者所重視,但我個人認為,對我而言這是極為重要的。
無論如何,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代,而中國社會真正的轉型也恰恰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特別是在1992年以后,情況就更是如此。如果說1992年以前的學術更多的是屬於純粹個人興趣的、比較散漫的一種追求的話,那麼到了1992年以后,更加開放的社會制度以及多元的思想使得知識的場域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人們不再是或者說不再欣賞以一種隨意漫談的形式研究社會總是,而是更加樂於尋求知識的系統化以及規范化。在今天,文獻的規范引用制度已經成為有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學者的普遍共識,但是在90年代之前,那還是一個可有可無,甚至最好是沒有的狀況。許多雜志刊登論文,其文獻都是空白或者寥寥幾個注釋。大家更加習慣於就事論事,隨意轉述、摘引而不去羅列引注的來源以及思想來源者的出版。這種狀況的轉變應該說是在1995年之后,那個時候,一些很有影響的社會科學雜志開始集中在「規范性」問題的討論上,其核心也是在強調如何借鑒西方的論文和著作寫作中的引注制度。但總體而言,那個時代依舊是信息比較貧乏的時代,許多很有名聲的教授學者據說就是因為去了一趟美國或者歐洲訪學而帶回來一本什麼最新版的英文教科書,然后便以獨占和介紹這本書的知識內容而成為某一個學科的領軍人物,而今天這種狀況再也不大可能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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