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關于收入分配的無知︰一種是，認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別在意；另一種是，認為出于良好願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總是有益的。在中國，當前一類無知逐漸被拋棄的時候，對後一種無知保持清醒的認識尤其重要。這時，圖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經濟學》中譯本出版，可謂及時。
人類社會天然就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最為集中的體現就是收入不平等。在當今世界，面對收入不平等的擴大趨勢，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府官員們紛紛給出各種解釋和政策，而關于這些解釋和政策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能力和責任不同的工作崗位，收入自然不同。當收入不平等是由這些因素導致的時候，通常′不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因為貧富差距的形成過程本身似乎是“公正”的。但是，另一類形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卻特別容易引起人們的不滿，比如說，有些人通過他的社會關系獲得了別人得不到的資源，或者有人擁有某種政治特權，或者有些人處在壟斷部門……總之，如果說收入不平等主要來源于市場競爭，那麼，這類收入不平等就是比較接近于公正的。而如果不平等更多地來源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那麼，不平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不公正。當然，公正和不公正之間並不總是涇渭分明的，如果一個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從而收入更高，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良好的教育是因為他父親花錢賄賂了教育部門的官員，或者是因為他比一般人更能利用社會關系和政治權力，那麼，更高的收入當中，就有一部分仍然會被人質疑其公正性。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過程如果出現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結合，那麼，市場經濟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就非常值得懷疑了。
收入不平等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技術進步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類社會出現了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change），其結果是，在制造業里的大量常規崗位被數字化的機器所替代。隨之而來的是工作崗位的兩極分化，普通勞動者從傳統的制造業中被排擠出來，他們如果不能成為電腦替代不了的大學教授、醫生和金融家，就只能進入酒店、辦公室和家庭，提供熟練的服務。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國家間的競爭趨于白熱化。全球化帶來了資本和商品的更為自由的流動，勞動力雖然難以流動，但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賣到發達國家的時候，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只得關門。與此同時，全球化真正使得資本的幽靈在世界的上空游蕩，在資本家拿著巨款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時候，缺乏資本的發展中國家為了增加就業，半推半就地打開了國門。在全世界無產者還沒有聯合起來的時候，如果偏離本國勞動力所能創造的價值，而過多地為勞動者爭取利益，善良的願望就會築就通往地獄之門。在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雙重推動下，勞動者弱勢的局面得以形成，勞動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
中國在1978年明白了自己所處的時代。盡管30年前還沒有“知識經濟”和“全球化”這樣的詞匯，但“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不得不放棄關起門來圖發展的舊夢，主動將自己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兩個影響全球的事件︰中國有幾億的農民進了城，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流動；同時，市場機制取代行政力量，成為決定中國人收入水平的主導力量，也使中國勞動力低價優質的比較優勢得以凸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地擴大。在發展至上的政策導向下，大量的經濟資源向城市集中，而城鄉分割的經濟政策卻使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未能充分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都向更接近國際市場的東部沿海地區集聚，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在人與人之間，教育的回報終于擺脫了計劃體制的束縛，企業的管理者得到了更多的物質激勵，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機會……人際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整個80年代，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各種背景的人們都紛紛抓住市場的機遇，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流動性也非常高，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然而，隨著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人們日益感覺到，除了國際上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兩大趨勢，以及中國自身的市場化趨勢之外，一些“不公正”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嵌入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關系似乎越來越重要，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現象廣泛存在，如果私人領域的社會關系和公共領域的行政權力結合在一起，腐敗便得以孳生。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城鎮勞動力市場改革大踏步前進。一方面，傳統的國有和集體部門有大量的勞動力被推向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進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而這一切又都是在勞動保障欠缺的背景下進行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加劇對發揮中國勞動力低價優質的比較優勢功不可沒，但是，這場競爭卻基本土沒有對國有壟斷部門產生影響。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行業間收入差距在90年代中期之後呈快速上升趨勢，而且在形成總體收入差距的過程中顯得越來越重要。在今天的中國，要提高收入，就需要有高教育，要有關系，最好還要有權力，企業家也紛紛從政。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相結合的現象正在出現，其結果必然是——社會收入流動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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