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

重版譯者序言
序言
第一部分 此項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第一章 一種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徑
第二章 跨國研究的政治行為︰關于方法的幾點考慮
第二部分 政治文化的模式
第三章 政治認知的模式
第四章 對政府和政治的情感
第五章 黨派活動的模式
第六章 參與的職責
第七章 公民的能力意識
第八章 公民能力和臣民能力
第九章 能力、參與和政治的忠誠
第三部分 社會聯系的政治文化
第十章 社會聯系和公民合作
第十一章 組織成員和公民能力
第十二章 政治社會化與公民能力
第四部分 政治文化的幾個側面
第十三章 政治取向中的群體差別
第十四章 五種政治文化
第五部分 結論
第十五章 公民文化和民主制的穩定性
附錄一 抽樣和樣品誤差
附錄二 采訪程序表
附錄三 調查政治、生活歷史

大約30年前在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處時，研究民主政治文化的這個願望就已有了。現在，在行為研究方式名義下進行的政治學研究，多數是在兩次大戰之間從這里開始。本書就是對這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的贊頌，他們所制定的政治科學的概念在經過30或40年的醞釀後終于成為公共的財富。這一研究的靈感特別要歸功于查爾斯‧E．梅里亞姆（Charles E．Merriam）的著作。他的《公民的培養》（Civic Training）叢書概述了本書所涉及的許多問題，而他的《政治學的新方面》（New Aspects of Politics）所提出的方法已被運用于我們的研究之中。

我們在本書中論及了許多政治科學的古典課題，如古希臘人所說的公民品德和它對民主政體的效用和穩定的影響，公共社會生活，社會組織以及對兒童公民品德的培養。在研究這些古典課題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我們也遵循傳統的做法，即依靠可用于我們調查這些問題的最精確的種種方法。如果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布賴斯（Bryce）現在還活著的話，也許會在他們的民主態度的比較研究中，采用這種剖面調查（cross-section survey）的辦法。

我們的研究將表明，在英國和美國存在著維護穩定的民主程序的一種政治態度的模式和一整套隱含的社會態度。在被研究的其他3個國家——德國、意大利和墨西哥——中，卻很少有這種情況。但是，這個結論不應該使讀者對後3個國家的民主前景產生失望。我們的研究只是對這急速變化的世界所拍的一張快照，雖然我們能夠列舉出這些國家要實現較穩定的和較民主的政體可能不得不克服的某些嚴重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夠而且也沒有得出結論說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結論也不應該使讀者對前兩個國家——英國和美國的民主感到滿足。只要它們人口的重要部分還得不到對政治系統的充分參與和進入種種社會改進行列，它們的民主諾言就仍然是沒有完成的。

大約5000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美國人——接受了采訪，為我們提供了資料。在這個由大學贊助的、對民主與政治參與問題的科學研究中，我們要求我們在這5個國家的城市、市鎮和鄉村的響應者與我們合作。從實際的意義上講，這是他們的書，而我們作為本書的作者則希望取得他們的信任。

從計劃這項研究到研究的完成花費了5年時間，我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首先我們謹向已故的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s．鄧恩（Frederick S．Dunne）表示感謝，在研究開始時他曾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我們還要感謝該研究中心主任克勞斯‧諾爾在本項目的後一階段給予的大力支持。在研究計劃和調查方案的制定中，以及在項目安排上，我們都得到了紐約國際研究學會的幫助；我們尤其感謝埃爾莫‧威爾遜（Elmer Wilson）、海倫‧迪納曼（Helen Dinerman）和費蘭克‧博尼拉（Franck Bonilla）的合作。全國心理衛生協會的莫里斯‧羅森堡（Morris Rosenberg）在計劃階段中，在研究方案的設計以及預測分析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在研究的計劃和預測階段都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莫里斯（Maurice）、魯思‧法伯（Ruth Farber）和羅伯特‧E．萊恩（Robert E．Lane）對詞查方案的設計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獲得了若干人在研究上給予的幫助。在采訪方案的計劃和預測以及對其他調查中類似材料的收集等方面，路易斯‧K．康福特（Louise K．Comfort）充當了主要的角色。安妮‧蒙霍蘭（Anne Munholland）提了普通統計上的幫助，並且承擔了出版前重新核對我們的資料的繁重任務。莫里斯‧戴維斯（Morris Davis）為我們對其他材料的分析撰稿，並且準備了有關公民理論的摘要。安納利莎‧凱利（Annelisa Kelly）幫助收集了其他資料和翻譯了研究文件。安妮特‧杜西（Annette Ducey）和威廉‧弗拉納根（William Flanagan）完成了大部分資料的統計學分析；洛塔‧多夫門（Lotte Doverman）和彼得‧阿爾蒙德（Peter Almond）參加了統計分析，還有多夫門夫人為第十四章示範案例史提供了草圖。我們還感謝羅伯特‧斯科特（Itobert Scott）在分析墨西哥生活史采訪方面所給予的幫助。

在秘書工作方面，我們感謝蓋爾‧阿爾格倫（Cail Ahlgern）、巴巴拉‧雅克布斯（Barbara Jacobs）和薩拉‧邦迪（Sarah Bondy）。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也有一些工作人員參加了本書原稿的最後準備工作。

我們衷心地感謝在每一個被研究國家中的采訪代理人與我們的合作。在美國，我們的調查由芝加哥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指導，該中心由塞爾瑪‧蒙斯奇（Selma Monsky）和雅各布‧弗爾德曼（Jacob Feldman）的領導；在英國，倫敦的調查服務有限公司在馬克‧艾布拉姆斯（Mai。k Abrams）和A．E．S．埃倫伯格（Ehrenberg）的領導下進行了調查；在德國，法蘭克福DIVO研究所在格哈特‧鮑默（Gerhart Baumert）和彼得‧施米特（Peter Schmidt）指導下完成了采訪計劃；在意大利，這項工作是由在歐內斯脫‧諾伯多（Ernesto Norbedo）指導下的米蘭意大利公眾輿論研究所進行的。墨西哥的調查是在喬治‧蓋瑟（George Gaither）和艾爾弗雷德‧威爾遜（Alfred Wilson）所領導的墨西哥城的墨西哥國際研究學會完成的。

亨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赫伯特‧海曼、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和亞歷克斯‧英克爾斯（Alex Inkeles）詳細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且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這項研究受到了紐約卡內基公司的慷慨支持。我們有許多理由向該公司的理事們，尤其是向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威廉‧馬維爾（William Marvel）和詹姆斯‧珀金斯（James Perkins）表達我們的謝意。不用說，我們對這項研究的內容和結論是負有責任的。

G．A．阿爾蒙德
S．維巴
196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