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的成書與思想研究

序
導言
一、商鞅及其變法
二、本選題的價值和研究方法
三、研究史的回顧和反思
（一）商鞅生平事跡的研究及評價
（二）《商君書》的流傳和校釋
（三）《商君書》成書及真偽的研究
（四）《商君書》思想的研究
（五）反思與展望
四、本書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
第一章 《商君書》的成書與真偽
第一節 《商君書》的成書
一、「商君之書」與「商君之法」
二、《商君書》的成書時間與編者
三、《商君書》的命名
第二節 《商君書》真偽問題討論中的兩種傾向
一、以偏概全的傾向
二、矯枉過正的傾向
第三節 判斷《商君書》各篇作者作時的方法和依據
一、文體與文風
二、商鞅與《商君書》的刑賞觀
三、「國害」與儒墨思想的關系
四、古史傳說的引用
第二章 《商君書》各篇的作者和作時
第一節 商鞅言行的追記：《更法》、《定分》
第二節 商鞅遺著：《墾令》、《境內》
第三節 疑為商鞅所著者：《開塞》、《農戰》、《靳令》、《戰法》、《立本》、《兵守》
第四節 商鞅后學寫於戰國晚期的政論文：《畫策》、《修權》
第五節 商鞅后學獻給國君的書奏：《算地》、《徠民》、《錯法》、《賞刑》、《君臣》、《慎法》、《禁使》
第六節 其他：《去強》、《說民》、《弱民》、《壹言》、《外內》
第七節 有限的結論和未解的疑問
第三章 商君學說的淵源與流變
第一節 法家的起源與商君的地位
一、法家起源說述評
二、商君的地位
第二節 商君學說的淵源
一、作為商君最初思想背景的衛國政治傳統
二、商君與李悝、吳起的關系
三、秦國風俗和政治傳統的影響
四、作為兵家的商君與孫子的關系
第三節 商君學說的流變
一、所謂「商鞅學派」
二、商君學說與其他法家的關系
三、商君學說與《墨子·備城門》等篇的關系
四、屍子與尉繚
第四章 《商君書》思想的再認識
第一節 歷史觀的再認識：進步觀還是變易觀
一、《商君書》的歷史觀
二、《商君書》的歷史觀不是進步觀
三、《商君書》的歷史觀是先秦很普通的變易觀
四、結語
第二節 「法治」觀的再認識：法治還是專制
一、《商君書》中「法」的涵義和功能
二、「法治」的根據
三、「刑無等級」的實質和「吏民知法自治」的司法精神
四、商君「法治」的本質與理想
五、結語
第三節 社會價值觀的再認識：反價值的價值觀
一、誰之富貴，何種富強
二、「求過不求善」與「以奸民治」
三、「立法去私」和「名利出於一孔」
四、結語：反價值的社會價值觀
結語
附錄
《商君書·開塞篇》發微
「封建社會」與「地主經濟」
「封建專制」再認識
參考文獻
后記

1974年「評法批儒」的時候，我在老師的指導下讀《法家資料選編》，對其中所選《史記·商君列傳》很感興趣，但畢竟當時只有13歲，不能完全讀懂。到了1985年，我跟着先師郭晉稀先生研讀《史記》，對《商君列傳》就特別留心，覺得太史公對於商君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他肯定商鞅的變法使落后的秦國兵強國富，為以后統一六國打下了基礎；一方面，又痛恨商鞅的刻薄少恩，不講誠信，最后身死族滅。所以，《商君列傳》主要寫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商鞅變法，一件是趙良諫鞅；前者是彰顯商鞅的功績，后者則是說明商君的剛愎自用。而趙良諫鞅一段寫得最為淋漓盡致，具有戰國縱橫家的文風，可能是太史公根據趙良的文章改寫的。這一段自具首尾，是一篇邏輯嚴密的政論文。《全先秦文》中應當收錄此篇，可惜嚴可均沒有輯錄。趙良其人，秦漢史籍只見於《商君列傳》，《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上下」等的「智人」類，班固大約也只是根據《史記》的記載。太史公《報任安書》說「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說的正是這件事。

中國傳統學術界對商君的評價，基本上是因襲西漢人的說法。《太史公自序》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遵其法。」這和李斯《諫逐客書》中對商鞅的評價是一致的。但在《商君列傳贊》中，太史公則側重於個人品德，對商鞅持尖銳的批評態度。而最公允的評價，我以為當屬裴駟《集解》所引《新序》中的一段（不見於今本《新序》）。這一段首先肯定商君的變法之功，以為秦孝公依靠崤函之固，逐漸向外擴張，東並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六世而並諸侯，都是商君的謀略。商君變法的核心是讓人民徹底大公無私，國內以耕織之業為中心，國外則重戰伐之賞，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所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但商君最大的錯誤是無信嚴刻，他背叛了與魏公子印的盟約，詐取魏三軍之眾，導致諸侯對他畏懼而不親近。尤其他「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最后身死車裂，也是咎由自取。漢代自劉邦建國，學術界討論最集中的問題是「秦所以亡，漢所以興」，而商鞅變法當然是題中必有之義。受詔整理群書的劉向在《新序》中的這段評價，其實是西漢學術界對商君評價的總結。

由於商鞅變法在當時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家喻戶曉，《戰國策·秦策一》就說「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韓非子·五蠹》也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所以傳商鞅之學者不乏其人。根據《史記》的記載，商君的「開塞耕戰」之書，漢初即廣為流傳。《漢書·藝文志》有《商君書》29篇，僅次於《李子》（傳魏文侯時李悝之學），名列「諸子法家」類之二。但到了漢武帝以后，隨着法家作為獨立學派的式微，問津商君之學者漸少（參看郭嵩燾《史記札記》）。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列強入侵，國勢日衰，救亡圖存成了知識界思考的核心問題。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而「中學」中的法家之學，尤其是《商君書》中加強農戰、富國強兵的思想與時代的主流思潮相吻合，《商君書》得到了空前的重視，一批傑出的學者投身到研究當中，推出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我們知道，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潮中，疑古學派影響很大。在《商君書》研究方面，很多學得認為現存《商君書》24篇全部為后人偽托，就是當時思潮的產物，疑古思潮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為由於國家整體實力的日漸衰敗，導致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缺乏自信是其重要原因。近二十多年，實事求是、暢所欲方地研究傳統文化的時機已經成熟，需要對以往的研究做全面系統的總結，需要站在新時代的學術基點上對《商君書》進行更為深入地探討。張林祥同志的《商君書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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