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談起意識流，不少人似乎認為，那純粹是藝術技巧或創作手法的問題，這類小說沒有多少思想性和社會意義。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觀點。例如，當代英國影響頗大的文學評論家里維斯教授批評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的作品意義不大，價值不高，因為其小說未充分反映現實，盡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藝術家；並說，以伍爾夫為核｀b的勃盧姆斯伯里集團，乃是一群孤芳自賞、蔑視傳統與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狹窄，視野不廣。我國某些評論家也有類似的論調，譬如有人指責伍爾夫「對生活和現實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視了人的社會性，把人際關系和主觀感受放在社會的真空中來觀察和描寫」。
對意識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觀點，涉及傳統與創新。相當流行的一種見解是：在當年（20世紀20－30年代），意識流是嶄新的、獨創的文藝理論與創作方式，完全擺脫傳統，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雲，均有一定根據與道理，但又不盡然。因為，意識流小說並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觀、作品的思想內容密切相關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性，以至尖銳的批判性；或許可以說，在這方面不亞於現實主義小說吧。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並非純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貴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內，具有社會意識與民主傾向的知識分子，有時頗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過，歸根結蒂，伍爾夫之輩是以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來揭露與批判偽善的、扼殺性靈的資產階級倫理、習俗、偏見和理性主義，貌似一針見血，其實浮光掠影而已。
總之，這位女作家同她針砭的對象，宛如一棵樹上的花果枝葉，色澤或濃或淡，個兒或大或小，盤根錯節，姿態橫生，外觀異趣而根子則一。
就社會意識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一些論著中表達了自己的體驗。譬如，在論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內，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現代英國傑出的作家大都出身於上層階級（除了戴·赫·勞倫斯），攻讀於高等學府，可稱「天之驕子」，踞於金塔之頂，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眾。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後，這座寶塔逐漸傾斜了，作家們再也不能「閉塔自守」，而逐步認識到：金塔原來是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易言之，他們的家世、財富與教養，都來源於非正義的制度。即使像勞倫斯這個礦工的兒子，成名後也不會保持礦工的本色。
伍爾夫特別同情一般婦女與窮人，在各種場合及著作中為他們呼吁，成為現代西方女權主義的先驅者。她強調，應該維護這兩種人的權利，提高其社會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un,1929）中，她主張，每個有志於文藝的婦女都應有自己的書齋，不受干擾地進行創作。在這本小冊子的開端，她先描寫有一次參觀「牛橋」的感受。據說，由於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學府里男研究員們用的一塊草坪上走動。此外，在不列顛博物館等圖書館內，男子撰述的關於女性的書汗牛充棟，而婦女所寫的關於男性的書卻絕無僅有，豈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伍爾夫在文章及演講中表示懇切的希望：戰後能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不論男女或窮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權利。此外，她還在書信內企望消除有產者同無產者的隔閡，讓工人成為作家，從而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文藝更多樣化。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條件下，這些理想近乎「烏托邦」，但畢竟表達了這位女作家的民主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