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

總序
文化交流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
唐代長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們各方面的活動
附:粟特
附:薩珊朝波斯
附:昭武九姓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幾姓
唐代的中外文化匯聚和晚清的．中眄文化沖突
內陸交通和海上往來
古代歐亞的內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綠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附:拂國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們世界的歷史聯系的回顧
附:大食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信仰傳播
吐魯番出漢語文書所見伊朗語地區宗教的蹤跡
襖教對唐代中國之影響三例
再讀晚唐蘇諒妻馬氏雙語墓志
唐代襖教圖像再考——P.4518（24）的圖像是否襖教神襖妲厄娜（Daena）和妲厄媧（Daeva）？
粟特人在佛經翻譯中的作用
唐代漢譯摩尼教殘卷——心王、相、三常、四處、種子等語詞注釋
書評
評《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
評魏義天、童丕合編《粟特人在中國》

我衷心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種。在表示感謝的同時，我想利用這一機會，對我的學習經歷和大集內容略作說明。

我1953年畢業子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員資格被取消♂1970年代末恢復教職後，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亞中古史、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文物、中外夫化交流史。

種種際遇使我較早接觸了中亞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兩個領域，從1950到1970午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我和父親張錫彤先生刺用運動的間隙，一趄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V．V．Barthold，1869—1930年）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只是為了使自已覺得似乎沒有曠日持久地荒廢光陰，稍獲念書人的心靈安慰。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譯巴托爾德書的過程中，我時時被巴托爾德治學的專注和敬業的虞誠所震撼。同時，由于翻譯巴托爾德，我進而知遣西方有專注于阿拉伯文獻的卡‧布洛克曼（C．Brockelmann）、德‧胡耶（M．J．de Goeje），專注于波斯文獻的約‧馬迦特（J，Marquart[Markwart]）、布勞恩（E，J．Browne），專注于中亞出土文書的繆勒（F，W．K．Muller）等大家。由此，我開始注意這些西方學者研究大史的規模、氣象及實與我國學者徐松（1781—1848年）、王樹橢（185A－1936年）、陶保廉（1862一1938年）、王國維（1877—1927年）等治學路徑的同異，並從他們身上尋求我的精神寄托。1978年重上講台後，我不顧自已的學殖荒蕪，發表了我啪第一篇文字。此次出版的三種文集是我1978年以來的一些文字的結集。

我衷心感謝一些學侶，此次大力幫助我將歷年刊出的不曾分類的文章厘定為三輯，便得每輯文章各有側重，取向略有不同︰

第一輯為《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多年以來，我一直感剄，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樣，具莫大魅力。每當學人解破一件西域出土的關鍵性文書，就會感到興奮莫名。與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綠洲和沙磧似乎總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續不斷地提供更多有待人們揭破的奧秕，舉世對內陸亞洲絲綢之路的研究酪而不衰就爰明證。就文化內涵的多樣而言，特別是就多元文化匯聚與交流方面的豐富性而言，西域值得學人像法囿年鑒學派或孝說整體史學派費爾南‧布勞代爾（Fcrnand Braudel，1902—1985年）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認真進行一番架構，進而展開綜合性研究。收入本輯中的文字雖然全都局限干西域的一時、一她、一事，俚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無時或忘各種史籍中有關多元文化在西域的匯聚與融合的記戟以及相關的出土文書文物。筆者力圖遏過對西域的時空間架中的一時、一地、一事的敘述與分析，說明文化匯聚的情景和較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稜面可供研究。收入本輯中的一些文章發表較早，此次紿集，各位學侶幫助我改正了錯字、標點，澗色了文字。遺憾的是，在一些文章後面所加的“會記”中，筆者沒有可能作較大的補充，以反映後來陸續解讀的西域古文獻、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後來的學術迸展面貌。

第二輯為《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自！900一1901年起，在我國大西北地區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邊緣上的綠洲廢墟，次第發現了漢晉時代以來的簡牘、胡語文書和帶有圖像的文物.簡牘、胡語文書和圖像夫物發現之初，人們並沒有意識剄這些發現將會為學術研究帶來怎樣的轉折。為時不久，人們在考釋簡牘內容和檢閱傳世丈獻的過程屮越未越明確地認識到，簡牘的詞句雖然簡略，但是經過和文獻記載互勘、互證、互補，可以闡發簡牘和文獻記載的豐富內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細節。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出土史料，簡牘顯然比書本記載更多反映歷史情狀，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節端賴出土簡牘而再呈現。至于胡語丈書和圖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口﹞經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沒不彰的情節借此而得重顯干世。從此，人們研究汊晉以來歷史，只要有簡牘、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資參證，人們便會逸出文本記載的範囿，不再讓自己局限于傳世文獻。套用近午西方流行的“語言的轉折”（linguistic turn）一語，我們無妨說，在研究中外文化關系史上出現了一個“文獻的轉折”（documentary turn）。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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