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入文學寫作已三十年。回顧身後這些零散足跡，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當年濃厚的理科興趣和自學成果，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大概是順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運拋擲，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寫作這條路的。我自以為缺乏為文的稟賦，也不大相信文學的神力，拿起筆來不過是別無選擇，應運而為，不過是心存某種積郁和隱痛，難舍某種長念和深願，便口無遮攔地不平則鳴。我把自已的觀察、經驗、想像、感覺與思考錄之以筆，以求叩問和接通他人的靈魂，卻常常覺得力不從心，有時候甚至不知道這種紙上饒舌有何意義。人過中年的我不時羨慕工程師或醫生的職業——如果以漫長三十年的光陰來架橋修路或救死扶傷，是否比當一個作家更有堅實的惠人之效？
我從事寫作、編輯、翻譯的這三十年，正是文學十分艱難和困惑的時期。一是數千年之未有的社會大變局，帶來了經濟、政治、倫理、習俗、思潮的廣泛震蕩和深度裂變，失序甚至無名的現實狀況常常讓人無所適從。二是以電子技術和媒體市場為要點的文化大變局，粉碎了近千年來大體恆穩的傳統和常規，文學的內容、形式、功能、受眾、批評標準、傳播方式等各個環節，都卷入了可逆與不可逆的交織性多重變化，使一個寫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機、堅守和迂愚之間，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實現富有活力的選擇和反應。身逢其亂，我無法回避這些變局，或者說應該慶幸自己遭遇了這樣的變局，就像一個水手總算踫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風巨浪。
積累在這個文集里的作品不過是記錄了自己在風浪中的一再莘扎，呈元甚可觀，卻也許可為後人審思，從中取得一些教訓。
精神的彼岸還很遙遠，在地平線之下的某個地方。我之所以還在寫下去，是因為不願放棄和背叛，還因為自己已無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佔發表總量的七八成左右。借此次結集出版機會，我對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訂。
所涉及的情況，大致可分為三種︰
一是恢復性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內地的出版審查尺度有一個逐步放寬的過程，作者自主權一開始並不是很充分。有些時候，特別是在文學解凍初期，有些報刊編輯出于某種顧忌，經常強求作者大刪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動手——還不包括版面不夠時的偶然剪裁。這些作品發表時的七折八扣並非作者所願，在今天看來更屬歷史遺憾，理應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復。
二是解釋性的。中國現實生活的快速變化，帶來公共語境的頻繁更易。有些時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語，如“四類分子”“生產隊”“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現在已讓很多人費解。“大哥大”“的確良”一類特定時期的俗稱，如繼續保留也會造成後人的閱讀障礙。為了方便代際溝通，我對某些過時用語給予了適當的變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釋性文字。
三是修補性的。翻看自己舊作，我少有滿意的時候，常有重寫一遍的沖動。但真要這樣做，精力與時間不允許，篡改歷史軌跡是否正當和必要，也是一個疑問。因此在此次修訂過程中，筆者大體保持舊作原貌，只是針對某些刺吸收斂失做一些適當修竅｝、有時寫得順手，寫得興起，使個別舊作出現局部的較大變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據說俄國作家老托爾斯泰把《復活》重寫了好幾遍，變化出短、中、長篇的不同版本。中國作家不常下這種工夫，但如遇到去蕪存菁和補舊如新的良機，白白放過也許並不是一種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熱情支持這一套文集的出版， 感謝文友東超、單正平等多次對拙作給予文字勘誤，還應感許三十三年來啟發、感動、支持過我的各位親人、師友以及廣大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