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梅勞—龐蒂的主要哲學著作之一。1955年出版。全書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闡述馬克斯‧韋伯的哲學思想;第二章論述由盧卡奇創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第三章闡述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立的列寧主義;第四章論述“共產主義哲學中的二律背反”與“行動中的二律背反”;第五章評論薩特靠近共產黨的激進立場。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書不是要在政治基礎上,而是要在政治哲學的基礎上羅列經驗。”即從政治著眼,考察本世紀以來辯證法思想的歷史演變。書中通過闡述“西方馬克思主義”,來揭露“今天的共產主義”“拋棄了什麼,對什麼退讓了”,從而闡明作者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推崇和對列寧主義的仇視。在本體論方面,作者否認物質的客觀性,認為物質不是指存在于意識之外的客觀實在,而是僅僅指作為實踐支撐點的物質,似乎離開實踐,物質就不存在,只是抽象的“形而上學”。否認辯證法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不僅把辯證法歸結為主客體關系,而且宣稱辯證法“就是連續的直覺,就是對有後果的歷史的持續閱讀”。自然辯證法“只是在一種次要和派生的意義上”才存在,它是恩格斯從黑格爾那里接受來的“冒險主張”和“最經不起推敲的部分”。

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歷史惰性”,正是由于把辯證法歸于物質而造成的。在認識論方面,作者把主體性的“痛苦關系”看作“大體近似的”實踐,但認為實踐並不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而是一種和階級意識等同的東西。實踐是“無產者的共同境況”,是“一種柔軟的可以變形的體系”,“力學中的一種虛擬的矢量,一種祈求,一種狀態的可能性,一種歷史選擇的原則,一種存在的草圖”。書中指責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一種“獨斷論”、“形而上學”、“實證主義”、“自然主義”,“在政治上的極權主義”。在歷史觀方面,作者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認為歷史的發展變化不存在絕對真理,全是偶然性的堆砌,認為革命發生並不是歷史的客觀必然產物,並且把革命和專政對立起來,主張只要民主,反對專政,公開鼓吹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該書出版後,曾受到法國共產黨的批評。
 

目錄


第一章 知性的危機
第二章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第三章 《弄虛作假理報》
第四章 行動中的辯證法
第五章 薩特與極端布爾什維克主義

譯後記
 

為了探討我們這里所觸及的問題,需要一種關于歷史和精神的哲學。但是,等待所有的原則都被完美地制定出來,以便哲學地談論政治,乃是一種虛假的嚴格。通過檢驗某些事件,我們就會認識到那種對我們來說不可接受的東西;正是這種得到解釋的經驗成為了主題和哲學。由此,我們得以坦率地敘述這種經驗及它的種種反復、遺漏、相互矛盾,和它的有待核實。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甚至避開那些體系性著作的幌子——它們像其他著作一樣來自于我們的經驗,但卻自稱是從無中創造的,並且因此,在它們與時代的諸種問題相結合時,當它們只限于學究式地尋找這些問題的起源時,卻顯得具有一種超人的穿透力。在期待著做這一專題探討時,我們產生了寫一本或幾本小書的想法。人們將會在這些小書中發現哲學生活的某些範例、探索和趣聞軼事,某些分析的肇始,最後還有通過各種各樣的閱讀、遭遇和事件而進行的持續思考c

但是,應當把所有這些都結合在一起,而這正是寫本序言的目的。

阿蘭(Alain)談到過一種理性的政治(politique da la raison),它把歷史總體化,把所有問題結合起來,指向一個已經記錄在現在中的將來(這些問題將在這個將來中獲得全盤解決),它由此從戰略(stratGgie)中推演出戰術(tactique),把人類迄今所經歷的一切都看作是前歷史的,並要求一個新的開端,要求對既存關系加以顛覆,人類藉此得以重生,能夠在這一次生存下去……他用知性的政治(politiquede l’entendement)來對比這種宏大的政治。與理性政治相反,知性政治並不自噓包含了歷史的全部,它如其所是地看待人,它在一個晦暗不明的世界里運作,逐個地解決問題.每—次都試圖把人們在獨處時毫不猶豫地辨別出來的一點點價值貫注到事物中去-除了這些糾纏不休的行動的總和外,它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戰略。阿蘭認為,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沒有踐履這種知性的政治。人們有理地回敬他說 ,沒有哪一種政治不是同時具有知性和理性的。政治從來都不是意識與逐個發生的事件的面對面,它從來都不是一種歷史哲學的簡單運用,它也從來不是直接地考慮全體。它始終針對的是一些局部的整體(des ensemb;es partiels),一個時間周期,一組問題。它不是純粹的道德。它不是一部已經寫就的普遍歷史的某一章節。它是一種被創造出來的行動。

知性政治家不可能只對事件做出判斷。如果他所做出的決定(就其自身而言是合理的)必定會在明天由于其結果而損害他所承認的價值,那麼沒有人會原諒他以此為代價而獲得暫時的寧靜。他沒有脫離歷史以便依據在他看來是合理的方式對當前做出反應。人們不會要求他只是經歷那些事件卻不因此受到損害︰人們希望他在改變問題的措辭之際,一定要進人到那些事物申去,必須從自身出發來對待事物,不能把他自身與他所從事的事情分離開來。換言之,不存在多種合理的決定,只存在一種合理的政治。合宜的做法是,在每一步都只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而把其他的留給“諸神”。但如何知道可能性停留在哪里呢?如果發生了一場總罷工,知性政治家要麼發誓決不拋棄被壓迫者,因為他們作為被壓迫者總是有理的,在這時,他就可能是革命的;要麼,他對被壓迫者的支持僅僅限于質疑私有財產和國家機器這一點,由于當一個人與此無利害關系時,他從來都不會充分行動以確保其立場,知性政治家很快就會變得比任何人都要保守︰不營是漠視還是重視被壓迫者,因此都是知性推定了一切。更切近地觀察這種直白甚至天真的政治(它想在每一種情形下都不懷其他企圖地做出判斷),我們發現它在“適應”和反抗之間猶豫不決。由于知性政治用其強橫的方式讓純粹價值與事實境況面對面,它就必須時而向這邊讓步,時而向那邊讓步;這種想要逐步地構築世界的謹小慎微的行動,只能要麼原樣地保存世界.要麼總是違心地毀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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