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對自身和為實現某一既定目標而展開的工作進程進行的評估作為重要的周年紀念，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悠久傳統。最早記載的范例之一或許是孔子。他曾經說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本書的目的是紀念中國法制改革30周年，並考察中國為實現最為宏大的現代化目標之一——建立法治社會——而關注的改革進程。
2008年，我們會看到一些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書籍，可能也會有專門關於法制改革的書籍。但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指導原則、寫作程序以及作者用以分析中國過去30年法制改革的幅度和性質的態度。
在指導原則上，主編堅持在事實性描述的基礎上進行分析，要求每位作者對特定主題領域的法治進展情況進行嚴格的成敗評估，並要求作者必須着墨於未來的發展。而且，本書面向的是中外讀者，包括關心中國法制改革的法學專家和那些並非律師或者法學學者但對這個法制改革感興趣的人。所以，我們希望，對中國和中國法制發展有興趣的政治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普通公民都能從本書中有所收益和啟發。
就寫作程序而言，這的確是協作的成果。每一章節作者的草稿都要接受其他作者具有建設性建議的評判。經過前一輪的評審后，作者提交的終稿還要接受特邀的知名專家組成的小組的審查和評議。
就方法而言，主編采用了兩種主要方法。兩位主編撰寫的章節，從綜合的視角對中國的法制發展問題進行了分析。王晨光教授追溯了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從早期帝制時代到今天，主要集中在過去30年中國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蔡定劍教授，作為憲法學學者和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主要關注者之一，考察了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憲法在中國法律和政治框架中不斷變化的使命。
就結構設計而言，其他章節的作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方法。每位作者都是相關法律領域的專家，他們的任務是用其專業學識追溯中國走向法治的進程。在這一點上，主編特別要求作者避免對重要歷史事件的簡單重復，而是要求他們分析各自領域中的重要發展對中國法治的整體環境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本書的主題選擇也值得一提，通過這些主題就能展現中國走向法治的整個進程。當然，反映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的傳統主題也包括在其中，如從商法到外商投資法。另外，有幾個章節描寫了中國政府和公民之間關系的演進，如行政法和刑事司法章節。還有一些章節涉及對中國今后發展至關重要的新興的法律領域，如環境法和知識產權法章節。另外，主編還邀請專家分析了對法治發展至關重要但尚未納入某一法律文本或者某一法學院課程的法律領域的發展情況。所以，本書就包括了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司法改革以及弱勢群體權利保障法發展的章節。
當然，每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有人或許並不贊同作者挑選的重點和作者對歷史及未來所作的分析或結論。這些不同的觀點恰恰是進一步展開學術探討的源泉，有利於更有效地推進將來的改革。本書的價值一方面可以以讀者對中國法制改革進程和挑戰的理解是否加深來進行判斷，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本書是否有助於或推動開展建設性的對話來進行評價。
最后，為了公開透明，我應該說一下這本書的起源。今年，2008年，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成立20周年。與福特基金會在中國的工作方式一致，基金會資助出版本書以及其他系列書籍，不是為了給自己的工作立碑樹傳，而是作為福特基金會對它在過去20年所資助的學術進展的一份奉獻。同樣的，基金會感謝本書的主編——蔡定劍教授和王晨光教授——接受這一挑戰性的任務，組織對中國的法制改革進行一流的、創新性的回顧。我們也非常感謝每位作者貢獻了其學識和寶貴的時問，從而使得這一工作既富有意義，也令人陶醉。
美國福特基金會駐北京代表處法律項目官員
Ira Belkin（柏恩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