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什麼東西最終確定了整個世界的東西方之分，如果眾多因素導致了現代世界各地區之間明顯的差異，那麼，17世紀的歐洲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性要素。值得警醒的是，當初以牛頓為標志的歐洲科學革命不僅使西歐世界（包括從中分離出來的美國）駛人人類文明的快車道，而且這種差異的加劇速度由於器具文明的固有特征而正在和不斷地擴大。
一個嚴肅的思考者如果站在客觀公允的立場上（顯然不容易）俯瞰過往300年東西方的發展軌跡，必然得出類似結論。假如是這樣，一個必然的疑問就會出現：是什麼使，或為什麼那場科學革命發生在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歐而非世界上其i岜的士也區？
盡管有各種證據可以讓我們提出這個並非不恰當的問題，然而，回答這個問題卻不容易，史學家所能做到的，無非是分獎或陳列出最為重要的因果聯系或要素，但各因素重要性的順序排列卻全然依據其主觀立場。要言之，有人認為是在佛羅倫薩萌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發展結果，有人認為是基督教文明內在沖突在不同時代的外部表現，有人認為是人類地理區位文明的輪番表達方式（比較樂觀的，因為這樣每個地理區域都將有表現機會），甚至有人種進化渠道和路徑的差異說等。
羅賓·布里格斯在《17世紀科學革命》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一個簡要的分析。他指出，首先，一種整體文化必須達到一定水平才能使科學革命成為可能。比如人類歷史上的尼安德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美洲印第安人及其他許多種過往文化，還沒有來得及發展到可以開始科學革命的水平就自行退出了。在這里面，文字而非口傳的交流傳統顯然是重要因素，沒有文字的交流與傳承，任何高級復雜的學說與理論皆無法世代相傳、持續進行。其次，注重個性發展而非社團和諧，強調智力思辨而非依賴虛構確定感的傳統是必要的思想准各。最后，印刷術的出現，經濟進步和不同社會特征較便利地流動就為科學革命搭好了舞台。就歐洲而言，古希臘人的智力與組織方式遺產並不曾真正中斷，而是在中世紀時起時伏，曲折前進，遲早要觸發一波新的革命浪潮。等到人口增長造成對資源的壓力，政治控制對停滯不前的世界秩序就會發出挑戰，一場革命便不可避免了。
然而，社會和文化背景雖然是革命的必要前提，卻並不構成必然成因。類似的條件在中國導致一種精致但又極端保守的文化，不僅很快就失去原有的動力，而且在外來沖擊面前不堪一擊，立即崩潰。中國過往近200年的歷史見證了一種特有文化的分崩離析過程。
有人把東西方的區別歸結於懷疑主義精神的普及程度，這從西方歷史來看的確不無道理。希臘后期興起的懷疑主義精神，不僅沒有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精心構築的超驗世界里喪失自身特征，反倒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貫穿於整個西方文明各時期，從對諸神的反叛到對基督教上帝的疑問並不曾停止過，只不過是以不同表現形式體現在西歐各民族的諸文化形式中。假如這樣的懷疑主義遭到壓制，假如壓制的時期過長，任何一種瑣屑的觸發因素都可能導致一場報復性革命的爆發，這是我們理解文藝復興、路德改革、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鑰匙。不可否認的是，政治與智力生活中的舊秩序一旦被打破，就一定會使一部分社會精英脫離社會與文化的束縛，使知識階層知識動力中的內在張力得以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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