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風格與世變》論文集所收錄的文章，是我近十年來研究中國繪畫史的部分心得。這些心得先後都曾在一些學術會議以及一些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趁著這次匯集成書的機會，做了一些小幅度的修正，一方面算是對自己作一個階段性的整理，另一方面也希望以一個較正式而全面的方式，向有興趣于中國繪畫史的讀者提出來，看看其中的觀點是否有些參考價值。
書中所收十篇文章，雖然各有不同的問題焦點，資料涵蓋的時間也有先有後，但基本上都是環繞著繪畫風格與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而作的討論。這個問題的提出i是想說明在繪畫史上許多重要風格的興衰，常常與其文化環境的某些變化，產生互為因果的互動現象。這也就是說，光是以風格內在發展的某種軌跡，根本無法完全說明它在歷史上興衰的變化，許多看起來“外在”的因素，例如某些畫家的政治經歷、相關贊助群的特殊品味以及繪畫在社會中被使用的狀況等，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產生更為關鍵的變化作用。我並不否認畫家的天才在歷史上的存在意義，但是，在一個時代中之所以會有以某種風格為主流的現象，卻非天才之有無可單獨決定。它毋寧應說是一種競爭的結果，而此競爭則不只是個人間的角力，群體的運作爭勝卻在許多例子中舉足輕重。
以往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大致上偏向于風格史的探討。對于這個研究取向的有效性，其實我毫不懷疑。但是，風格史的研究利于描述分析個別風格的發展歷程之本身，卻不善于解釋風格問角力的文化現象。而從事繪畫史的研究工作，卻無法不關心後者的問題。然而，這個工作又應如何進行？過去許多研究者也曾認真地探討過與藝術發展有關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但似乎總是流于“背景”式的說明，並不能充分地描述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在我看來，如果要想理解文化環境變化和藝術發展之間的相關性，我們必須立足于風格研究之上。只有當我們清晰地描述風格變化的具體內容之後，才有可能由之思索它在文化脈絡中的實質意義，並以之與歷史上其他類似而實質不同的現象區別開來，從而得出妥適的歷史解釋。這便是本書之書名特別將“風格”二字標出，以與“世變”並列的基本考慮。
本書雖以“風格”與“世變”並舉，但由于撰寫時間以及探討問題本身性質的不同，文章之間在二者的比重上還有一些相異的調配。例如〈盛唐白畫〉一文，便由于以往學界對此時期風格之是否受到來自西方的關鍵性影響頗有爭議，在此“風格”之變的描述分析上著墨較多，而對于其因佛教發展而生的文化環境之變動，則只作了提要式的處理。至于書中與文徵明有關的三篇文章，情形則相反。我在此並未詳細地討論文徵明及其流派本身在風格發展上的步步歷程，蓋因這些討論大致上已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他們之間的共識也很強，可以不必多談。倒是在相關的“世變”部分，由于過去的研究疏于注意，因此在文章中便較積極地處理“世變”的狀況，以期建立其與風格變化發展之間的關聯。
由于這個特定角度的關系，我自己對中國繪畫史的理解，這些年來也與傳統而“正宗”的觀點有了相當的差異。本書所收文章中討論的浙派繪畫、李郭派山水畫、鑒誡畫等資料，在傳統的畫史觀念中，皆是“不入雅玩”的作品，不值得費心研究。不過，現在由我的角度來看，它們卻另有一種不同而重要的歷史意義。如此而來的結果，對中國繪≡史的新理解是否能產生一些有益的作用？希望由讀者共同予以評判。
最後、我想借此機會感謝蔡祝青、薛宏甫、彭紋娟諸位在本書資料整理上的協助。允晨主編李怡慧小姐的統籌工作，也是本書得以出版的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