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政學兩界人和事

序：北大教授的路徑選擇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傳奇
　一、魯迅筆下的高仁山
　二、北京大學的革命教授
　三、高仁山與新中學會
　四、大無畏的革命傳奇
　五、蔣夢麟與陶曾谷的后續情愛
蔡元培與陳獨秀的以德治校
　一、蔡元培誠聘陳獨秀
　二、以德治校的進德會
　三、蔡元培的兼容並包
　四、對於陳獨秀的變相免職
　五、北大評議會的制度缺失
　六、蔣夢麟眼中的制度與道德
章士釗與新文化運動
　一、章士釗與陳獨秀的早期交往
　二、從《甲寅》到《新青年》
　三、章士釗與新文化運動
　四、后《甲寅》時代的話語之爭
　五、魯迅與章士釗的法律較量
北大教授與《新青年》
　一、北大教授與《新青年》
　二、胡適與羅家倫的歷史記錄
　三、周作人筆下的歷史還原
《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
　一、《青年雜志》的創刊
　二、《青年雜志》與《甲寅雜志》
　三、《新青年》的「復活」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六、「金字招牌」的內部爭奪
錢玄同與胡適的精神互動
　一、錢玄同與《新青年》雜志
　二、錢玄同與胡適的精神互動
　三、錢玄同的「小批評大捧場」
　四、胡適與錢玄同的精神分歧
　五、錢玄同的追悔反思
六、錢玄同的「偏謬精神」　
七、錢玄同與胡適的真誠合作
口
《新青年》「台柱」劉半農
　一、《新青年》「台柱」劉半農
　二、劉半農與周氏兄弟
　三、劉半農淡出《新青年》
　四、劉半農與胡適的后續交往
　五、魯迅與劉半農的精神歧異
　六、劉半農與胡適的善始善終
　七、劉半農的死后是非
周作人的歧路人生
　一、周作人的事后回想
　二、忠實原著的「直譯的方法」
　三、人道主義的新宗教
　四、《小河》中的劣勢心態
　五、天堂凈土的「新村」
　六、「新村」運動的路徑迷失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線圖
吳虞教授的風流情事．
　一、菲儒反孔的吳虞
　二、胡適與吳虞的公私交往
　三、吳虞與女兒的家庭糾紛
　四、吳虞的風流情事
　五、錢玄同的全盤否定
　六、非儒反孔的歷史功過
　七、「陰護禮教」的專制根性
　八、周作人的推波助瀾
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
　一、胡適筆下的馬寅初
　二、馬寅初的計划經濟觀
　三、馬寅初的晚年情懷
　四、北大精神再思考
高一涵與胡適的同居經歷
　一、《新青年》的創刊元老
　二、「甲寅派」的重要寫手
　三、與胡適的同居經歷
　四、與胡適的共同「努力」
　五、高一涵的「起死回生」
　六、1949年之后的高一涵
陳翰笙的紅色傳奇
　一、魯迅筆下的「他『家翰笙』」
　二、陳翰笙的紅色傳奇
　三、陳翰笙與史沫特萊
　四、陳翰笙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梁漱溟的法制觀念與路徑迷失
　一、梁漱溟與蔡元培
　二、梁漱溟的法制意識
　三、梁漱溟的路徑迷失
北大教授陶希聖的生離死別
　一、五四時期的陶希聖
　二、陶希聖的政學傳奇
　三、名門之媛陶琴薰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在我讀中學的1970年代，是沒有胡適的書可讀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開始通讀胡適文集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走過—個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為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着內在的邏輯關聯。在一個不寬容和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是談不上的。執於此，在新文化運動發端之初，年輕的胡適在推進它時始終能以寬容的態度面對文化論敵。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種不寬容體現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有時候也會體現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適身上。或者說，胡適的相對「寬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對「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在裂痕，最終導致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團隊的分裂。如果說這場運動已經形成20世紀中國社會的一種文化傳統，那麼，今天倒需要反問一下，這樣的傳統有沒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一篇態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閱信后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如同一份宣言書：「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之間的一通書信，構成了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中的一種文化對比和路徑歧異。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錢玄同在「通信」中寫到：「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着，錢玄同接過陳獨秀的「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話頭表示說：「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以為自已「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有理。我們今天回望「五四」，有些東西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青年》同人罵人在先、以罵人之聲鳴鑼開道的。面對讀者對於《新青年》單方面罵人而不容許對方反駁的批評意見，胡適曾經表態說：「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於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無以代表《新青年》團隊。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為主導，胡適注定要被邊緣化。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劉半農，主導新文化運動的這部分北大教授，所選擇的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甚至於罵人有理的不寬容甚至反寬容的精神路徑。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在舉國上下致力於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張耀傑這本書的現實意義，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