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史》是日本中國學著名學者內藤湖南先生關於中國繪畫史的論述集成,譯自《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三卷(築摩書房,1973年),其中《中國繪畫史講座》部分涉及漢至明前期的繪畫,是他在京都帝國大學講演的筆記,其他散論包括元末四大家、清朝繪畫史等方面內容。
作者簡介: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號湖南。出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叮的武士家庭。早年跟隨父親學習漢學。1885年畢業於秋田師范學校,並在北秋田郡的小學擔任教師。1887年前往東京,之後長期活躍於報界,先後擔任過《明教新志》《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等報刊雜志的記者、編輯以及評論員。1907年受聘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新開設的歷史專業講師,主講中國古代史和清朝史課程。1909年被破格提升為教授,曾以京都中國學泰斗的美名飲譽日本學界。1926年退休後隱居京都,主要從事著述和演講。1934年病逝。其著作、講演錄、書信等匯輯成《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目錄
中國繪畫史講座
一 漢代以前的繪畫
二 六朝時代的繪畫
三 唐朝的繪畫(上)
四 唐朝的繪畫(下)
五 五代的繪畫
六 北宋的畫家以及畫論
七 南宋的繪畫以及畫論
八 元代的繪畫
九 明代的繪畫(初期)
清朝的繪畫
元末四大家
四王吳惲
清朝繪畫小史
南畫小論——論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
關於高句麗古墓的壁畫
插圖目錄
譯者後記
一 漢代以前的繪畫
二 六朝時代的繪畫
三 唐朝的繪畫(上)
四 唐朝的繪畫(下)
五 五代的繪畫
六 北宋的畫家以及畫論
七 南宋的繪畫以及畫論
八 元代的繪畫
九 明代的繪畫(初期)
清朝的繪畫
元末四大家
四王吳惲
清朝繪畫小史
南畫小論——論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
關於高句麗古墓的壁畫
插圖目錄
譯者後記
序
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後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諸如寫經抄書、創造假名、宮中講經、發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景。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專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於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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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專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於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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