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18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和倫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斯密於1723年生於蘇格蘭法夫郡卡柯爾迪的一個海關職員家庭.14歲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數學和哲學,17歲轉入牛津大學深造;1748年,到愛丁堡大學講授經濟學、修辭學與文學;1751年,又以教授的身份返回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后當選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1764年辭職,擔任布克萊公爵的私人教師,在陪同公爵到歐洲大陸旅行中.認識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代表魁奈和杜爾閣等名流。這對他后來經資學說的形戚影響甚大。
斯密生前發表了兩部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舊譯《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前者影響力在經濟圈.而后者則廣泛涉獵倫理學說。但在學術圖之外,似乎更多的人只注意到他對經濟圈做出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這可能是因為西方工業革命導入商業社會的緣故.致使人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利己」上——所以當人們把他的《國富論》奉為經濟學「泰斗」級教科書時,對他「不務正業」地研究廣含「利他」主義的《道德情操論》倫理觀點,就有些不太適應了。
《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形成認識上的沖撞,起於與亞當.斯密同時代廣出哲學家的德國。正是日爾曼人首先掀起了關於「斯密問題」(也叫「斯密悖論」)研究和辯論的熱潮,以至后來這種熱潮席卷全世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有趣的是,三百年過去了。有關「斯密問題」仍沒有一個能受到公允的解構.以致於「斯密問題」迄今為止仍是學界的一樁「懸案」。
應該說,《道德情操論》作為亞當·斯密倫理學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並不在《國富論》之下。但奇怪的是,《道德情操論》和作者的死亡一樣,當時沒有引起多大注意,也許人們正在全神貫注地為法國大革命事變和英國農村方面可能引起的反應擔憂一他下葬於坎農門教堂墓地,墳上的墓碑很不顯眼,上面卻刻着: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很難想象一個能比此更為持久傳世的粵銘了。相比之下,他在任教時期寫下的《道德情操論》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斯密的名字在我國早已是家喻戶曉。《國富論》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由嚴復先生翻譯介紹到中國.並對中國經濟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其《道德情操論》卻只是在上世紀末才有了蔣自強先生的簡體中文譯本(商務印書館,1998年)。由此可見,即使一向以中庸思想聞名於世的中國,對一個經濟學家「越俎代庖」地涉獵倫理學說的做法也是不置可否的。其實,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論》看得遠比《國富論》重得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傾注在《道德情操論》的修訂與完善上。從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對《道德情操論》先后進行過6次修改,而《國富論》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論》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將這兩本書單一地對立起來去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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