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語言之間是否不可通約（incoInIneusurable）？倘若如此，人們如何在不同的詞語及其意義間建立並維持虛擬的等值關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們共同認可的等值關系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這究竟意味著什麼？譬如，倘若不使一種文化經驗服從于（subjec-ting）另一種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譯或者詮釋．我們還能不能討論——或者干脆閉口不談——跨越東西方界限的“現代性”問題？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是由誰確定和操縱的？這些界限是否易于跨越？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普遍的或者超越歷史的立場上提出一些可信的比較範疇？
我在本書提出“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概念，目的在于重新思考東西方之問跨文化詮釋和語言文字的交往形式究竟有哪些可能性。雖然過去20年問，對後殖民性、文化、身份認同（identity）、自我與他者等問題的復雜討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這些研究也充分表明，如果繼續將跨文化研究中的語言問題僅僅視為一種奢侈，或者僅僅視為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後果所進行檢討的一部分，這將是不可思議的。後殖民理論家的著述發人深省，而且他們的研究方法所開啟的新思路使我們獲益匪淺。與此同時，我認為中國現代歷史與文學的研究，也必須直面種種現象與問題，而這些現象和問題無法被簡單歸結為西方統治與本土抵抗這一後殖民研究範式。經常讓人奇怪的、具有反諷意味的現象是，恰恰在批判西方主導論這一行為當中，批評者最終卻常常將統治者的權威僵化到這樣一種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動作用僅僅被簡化為單一的可能性:抵抗。
那麼，有沒有什麼其他方式可以更好地處理這個基本問題呢？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精心闡述的混雜性（hybridity）一詞，旨在通過消除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對立，使後殖民的研究趨向擺脫僵比的模式，從而能夠把握各種復雜細微的差別。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家國之外（diasporic）的情境，在這樣的情境中，歐洲宗主國語言被殖民地本土方言所浸染而獲得混雜性，這些方言又反過來諷刺了殖民者語言假定的完整性。巴巴酷愛援引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筆下那個口吃的印度人西索迪亞（S.S.Sisodia），便精彩地道出了這一後殖民漫畫像:“The trod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 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英國……國人的麻煩是，他們的隸……隸……歷史發生在別處，所以他們不……不……不明白這歷史的含義。Rushdie,P.343）。但是我們不該忘記，在這個世界的許多地區，歐洲宗主國語言並不通用，它們既不能與本土語言相匹敵，更無法獲得國族語言或方言的地位。那麼，關于歷史、能動性、霸權、現代性以及主體性等問題，那里的人和地區的經驗．又能給我們一些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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