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93回望純真年代︰中國著名電影導演訪談錄

回望純真年代（序一）
往事不曾如煙（序二）
楊延晉‧《小待》導演訪談錄（1981）
王炎‧《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導演訪談錄（1981）
李俊‧《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導演訪談錄（1981）
鄭洞天‧《鄰居》導演訪談錄（1982）
張其、李亞林‧《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導演訪談錄（1982）
謝飛‧《我們的田野》導演訪談錄（1983）
韋廉‧《道是無情勝有情》導演訪談錄（1984）
陳凱歌‧《黃土地》導演訪談錄（1984）
張軍釗‧《一個和八個》導演訪談錄（1984）
張暖忻‧《青春祭》導演訪談錄（1985）
顏學恕‧《野山》導演訪談錄（1985）
黃建新‧《黑炮事件》導演訪談錄（1986）
胡炳榴‧《鄉民》導演訪談錄（1986）
丁蔭楠‧（孫中山》導演訪談錄（1987）
謝晉‧《芙蓉鎮》導演訪談錄（1987）
周曉文‧郭方方‧《他們正年輕》導演訪談錄（1987）
吳天明‧《老井》導演訪談錄（1987）
陳凱歌‧《孩子王》導演訪談錄（1987）
張藝謀‧《紅高梁》導演訪談錄（1988）
張軍釗‧《弧光》導演訪談錄（1988）
凌子風‧《春桃》導演訪談錄（1988）
黃建新‧《輪回》導演訪談錄（1989）
周曉文‧《瘋狂的代價》導演訪談錄（1989）
米家山‧《頑主》導演訪談錄（1989）
張良‧《女人街》導演訪談錄（1989）
王好為‧《村路帶我回家》導演訪談錄（1989）
謝飛‧《本命年》導演訪談錄（1989）
陸小雅‧《熱戀》導演訪談錄（1989）
張暖忻‧《北京，你早》導演訪談錄（1990）
王進‧《出嫁女》導演訪談錄（1991）
馮小寧‧《戰爭子午線》導演訪談錄（1991）
黃健中‧《過年》導演訪談錄（1991）
張藝謀‧《秋菊打官司》導演訪談錄（1992）
陳凱歌‧《霸王別姬》導演訪談錄（1993）
附錄
第五屆金雞獎評委會關于影片《黃土地》的評論
影片《一個和八個》修改方案（摘要）
日記一則（1988年2月29日，星期一）
後記

往事不曾如煙 鄭洞天（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本書中述說的那個年代，好像是很久遠以前了。我不知道讀者有沒有這樣一種感覺，但我相信書中的被訪者們重讀自己說的那些話的時候，肯定都會有點陌生。

這種陌生，也許正是編這本書的初衷。因為它還原了一段時空，曾經那會兒，電影是那麼拍的，拍電影的人是那麼活著的。

在一篇篇興致所至卻掏心掏肺的講述中，當時剛從攝制組下來的導演們，大多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思緒，或者掂量操作中的得失，他們只是把創作過程中最牽腸掛肚的想法、最難以忘記的經歷一古腦兒地講了出來。對于有興趣研究那批電影的人，這些文字提供了充足的第一手幕後資訊。然而對于更多的讀者，可能更有意思的是可以認識一些人。這些人並沒有想刻意表達自己，卻在有意無意之中，表達了他們嘔心瀝血于作品和職業的最真實的感情。至少在當下的媒體上，人們不大見得到電影導演的這一面。

這些訪談曾匯編成的《電影藝術參考資料》，那時在圈內昵稱“小白皮書”。每期出刊後被爭相傳閱議論收藏的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而這種氛圍的形成，是因為當時在我們這些已不年輕的“年輕”導演之間，除了較真兒地做自己的電影以外，還有一種很特別的關系︰每一個人拍的片子，都好像是大家的作品，別人做了一部好電影，我們會比他本人還高興。從找到小說或者劇本之初，一直到拍攝和後期做完，你有一個什麼創意，想搞一個什麼風格，主動會來找我討論；我進展到哪個階段，踫見了哪些難處，也會招呼別人幫忙；等到拍完公映，好的齊聲叫好，不滿意的當面品評，甚至爭議得面紅耳赤，吵完了還一塊兒撮飯。一直到現在，偶然說起那些年間的某部影片，這些人還是如數家珍，不管是誰拍的。

比如《鄰居》。

《鄰居》本來是我和謝飛聯合導演的第三部作品，青影廠派了活兒，我們一起找的劇本，一起開始籌備。正在改本子、搭班子時，謝飛被調任電影學院副院長，主管全院教學和創作。謝飛說︰“你拍得了，我不拍了，但是我還會一直管著這事兒。”等到片子拍完，第一搞剪出來，學院里看了一次，拿到影協放了一次，放完以後大家都覺得很有新鮮感。謝飛說︰“現在看來，有可能成一個好東西，咱們別著急拿出來，好好討論修改，把後期做得更精致。”他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還親自補批了預算，全院上下一條心，用了幾個月時間把後期做到了當時水平最高的程度。後來，也是他把片子推薦給金雞獎的。

再比如《老井》。

1985年春，《當代》雜志上發表的山西作家鄭義的小說《老刊》。6月，吳天明從西安派專人將小說送到黃健中、謝飛、倪震、郝大錚和我等手中，半個月後我們如約在宣武門鐘惦（非木 fei）老師家討論。對于拍不拍這部電影出現了兩種意見，爭論整整持續了三天，中午照例是吃鐘老親手燒的四川家鄉牛肉面，喝他煮的白糖綠豆湯。11月，改編劇本送到北京，一千人閱後，在新街口北影宿舍黃健中家討論，議題包括劇本及演員選擇等。關于影片結尾的處理還展開了激烈爭論，而爭論涉及的社會觀念已經超越了電影改編方案的本身。一年多以後影片問世引起巨大轟動，在《電影藝術》雜志組織的研討會上，當初不同意見的討論還在延續。

本書中的受訪者已有五位離世。他們的作品如本書輯錄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青春祭》《野山》等，帶起過那個年代電影一次次的潮起潮落，提起這些影片，同樣會立刻想起這些人。

我曾經這樣記述過其中的一位——

張暖忻和我，先同學，後師生，而後同事、同行，前後30多年，我見識過暖忻生活的許多片斷，做客過她先後的幾個住所，一起上課、一起招生、一起出行，讀過她的文字，聊過她的發現和思慮，而所有記憶中印象最深的，還是每當她準備拍一部電影時，渾身煥發出的那種難以名狀的亢奮。似乎她生來就是為了一部接一部地拍電影的。這種跟人生不可分割的天命，曾經催促她在“文革”後期“接受再教育”的58軍軍營里開始自學法語，這個在當時看來十分古怪的行動，直到幾年以後她成為第一位留學電影誕生地法國的中國導演，人們才明白了她的初衷。也是這種天命，曾經驅使她為了拍一部關于西藏的紀錄片，什麼都沒問就一猛子扎到了拉薩。因為身體不適應，下飛機就抱起個氧氣枕頭住進了醫院．幾天後連布達拉宮都沒去成就又被送上飛機。還是這種天命，使她在已經無名低燒了不少日子的情況下還是接拍了《南中國1994》，一直堅持到片子拍完才去醫院檢查，此時，離她患病告別人世只剩一個半月。最後那段時光一直在病房里陪伴的李少紅說，暖忻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是︰“……道具．那個道具怎麼是這樣子的！”古往今來，對于一個為電影而生．又為電影而死的人，這句話也許是最令人心悸，也最讓人動情的寫照了。

感謝這本書，感謝羅雪瑩，感謝出版社的編輯們，讓這些當年的口述，引我們重游了一回那個曾經被電影燃燒的時空。還好，那段歲月也一直支撐著我們至今還在做著跟電影有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