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為自己1986年出版的著作《隱喻》撰寫這篇簡短的中譯本序，我感到非常高興，在此謹對本書譯者表示由衷的謝意。在本書進行論證的過程中，我列舉了大量隱喻例句。為這些句子尋找合適的中文對應譯法，必定具有相當大的難度，是一項深具挑戰性的工作。因為眾所周知，決非所有的隱喻都具有某種“國際性”。遺憾的是，由于我對中文所知甚少，以致無法欣賞兩位譯者的勞動成果。
這部著作能夠有機會和中國讀者見面，對我產生了很大的觸動。我沒有想到，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乜如此充分地認識到了隱喻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哲學家們，尤其是道家學派的先賢，探索了隱喻以及其他修辭方法的力量。正是由于這一事實，葛瑞漢（A。C。Ct‧aham）指出，“道家哲學的所有經典著作，都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些古代思想家們也充分意識到了隱喻在日常交際中的重要性。葛瑞漢寫道，“莊子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認為︰除非是在某種人為創設的智力辯論情境中，否則語詞是沒有一種固定意義的。”語詞不是通過應用某種“規則”而是通過“對所有成功言語行為根源那種不可分析的訣竅”的洞悉而得到理解的。莊子令人信服地宣稱︰隱喻是一種“正常的”或“首要的”話語模式。這一點也正是我在本書中以一種批判而又同情的態度詳細加以討論的內容。
我撰寫本書的初衷在于提高西方讀者對隱喻的重視程度。例如，提醒他們︰以隱喻為代表的非字面語言不僅在詩歌中存在，也廣泛存在于科學話語和日常語言中。同時我希望，最好能在某種程度上說服語言哲學家們︰隱喻這一主題應該成為他們研究工作的重心，而不是僅僅作為某種附屬物。當然，自1986年以來，有許多關于隱喻的哲學類書籍陸續問世；比起我當初提筆寫作的那個時代，今天的人們對隱喻為不同話語形式所作的貢獻有了更為正確的評價，也更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種能夠容納隱喻現象的綜合性的語言哲學。
在過去的20年中，我多次重新考慮過隱喻這一主題，在我2003年出版的著作《意義》中即有所體現。但關于在《隱喻》這本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場，我只想在一處作出修改。讀者們會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第2章中，我維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觀�點︰“新鮮的”、“活的”隱喻沒有意義，因為它們並不陳述一個確定的命題。現在，我對“意義”這個概念持一種更為寬泛和自由的理解。我更傾向于認為︰句子或言說具有一種“意義”，並不要求其陳述一個命題或具有一種確定的真值條件。這種觀念更接近于我們對于“意義”這個富有彈性的概念的日常的、直覺的理解。但是，應當強調的是，這並不表示一種對于戴維森和我早期所持立場的本質性背離。我對這種觀念保留一種批判態度︰為了具有意義，隱喻言說必定傳達一個確定的命題。事實上，我更傾向于贊同莊子的觀J點。隱喻言說（事實上也包括非隱喻言說）並不是“雛鳥初試啼聲的啁啾”，因為它們是有意義的；但是要有意義，它們也無須具有某種“固定的意義”。我期待听到《隱喻》中譯本讀者們的反饋，以便能夠得知自己是否正確地把握了與中國古典哲學大師在觀念上的某種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