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書法精選(繁體版)

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號騷心、大風、剝果、髯翁等，晚號太平老人，陝西三原人。一九0三年癸卯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為國民堂元老之一，曾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國民黨監察院院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後移居台灣。于右任先生既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當然，他一生致力于碑翠、書法研習，不遣余力地倡導和推廣『標準草書』，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現代書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書法大家。

于右任書法早年取法趟孟俯，溫文清雅，自言『肥而舒』。及長，亦或時風導引，亦或閱歷識見使然，遂移情于碑版，朝夕摩挲，如痴如醉。嘗詩雲︰『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對于歷朝碑版，他不僅朝夕手暮心追，且在事業奔波之余，廣為搜羅志石，先後購置三百余方珍貴碑石墓志，傳為佳話。今天我們在西安碑林第一、第二碑廊所見的大部分珍品，即是于右任先生當年所搜求捐獻的．于右任先生的部分楷書作品明顯帶有《張猛龍》及元氏墓志的風格特點，足見其于此用功之勤。于右任先生雖然長期浸淫北碑，但與前代碑派書家不同的是，他的書法卻形成了非碑非帖又亦碑亦帖的獨特審美特點，造就是︰用筆的腴潤簡直，結體的扁宕松闊，點畫的勁健坦蕩，整體氣韻的磊落直率自然大方。包世臣所標榜的『逆勢』、『頓挫』之法，後世歷代習碑者均奉為碑派圭臬和度人金針，競被于右任如此輕松地顛覆滌蕩。因此可以說，于右任是有清以來碑帖融合最為成功的典範，一代書風的開拓者。他的成功，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基本成因，這三個方面也昭不了其書法審美價值的歷史意義。

其一，獨特的習書方法和書學觀念。于右任曾反復申述他的這種獨特方法和主張——『學書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寫字無死筆……一有死筆，就不可醫治了』；『臨是臨別人的，寫是寫自己的；臨是收集材料，寫是吸收消化』。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楷體，也不易見到習碑者生硬呆板的痕跡，下筆筒純，行筆率意，結體磊落坦蕩，斤斤計較的藏露之法他似乎全然不顧。他所要的是碑的風韻而不是碑的刻痕，何故?刻痕皆『死筆』也。在他看來，『無死筆實馬書法中之無上要義』。所以他的書法率真而從容磊落，如此舉重若輕的取法，與以描摹碑石之刻痕為能事的迂腐之輩，不啻天壤之別。

其二，中年以來，于右任以其深厚的功力而『膽大妄為』，致力于『碑楷行書化』和『行草書北碑化』的探求。于右任曾反復說過這樣的觀時候，我絕不是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在他的筆下，碑體楷書的行書化和行草書的北碑化，就是他這種『自然觀』的直接反映和成功結果。『遷就美觀』無疑就是忠實于碑體楷書的方整端嚴和帖學行草書的流美飄逸。怎樣不遷就?又怎樣不違自然?無非就是保持碑版刻石書跡筆法書寫的『自然』和保持行草書結構與書寫書勢的碑體用筆個性的『自然』，也就是『碑楷行書化』、『行草書北碑化』。完成這『兩化』，則不僅需要他『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功力，還需要他卓越不凡高屋建瓴的藝術識見，更需要他詩人的騷心文韻和特殊人生經歷所養就的胸中磅礡豪氣。

其三，標準草書的倡導與實踐。于右任傾其大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標準草書的研究與推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這是他中年直到老年最大的使命和心願。一九二七年始他廣泛搜集和研究歷代草書的帖本、筆法與理論，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起成立『標準草書社』，出版《草書月刊》，提出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標準來改革草書。他認為『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閱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廣草書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傳統之利器，豈非當今之急務歟』。于右任把對標準草書研究推廣與國計民生聯系起來，足見其『書以載道』的宏偉願望和社會責任感，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他要努力實現「易識、易寫、準確、美麗」這樣的願望和歸宿。不管他的這一意願與草書藝術審美之間如何乖謬，但正是造一基本主張和理念，使他從傳承兩千多年的草書圭臬中逃離出來，從完備進而封閉的帖學系統、草書筆法的束縛中沖決出來，從有清以來碑帖藩籬對峙中實現了自然而然的融合與超越，從而打破了『碑不能草』的神話，也因此實現了草書藝術的『美麗』——坦蕩磊落、腴潤酣暢。而這『美麗』並非以歷史上某家某派『正統』的草書範式為旨歸，而是以『易識、易寫、準確』的世俗要求為標準和前提．所以，不管于右任『標準草書』這一主張在藝術理念上有何缺失，但『于體草書』及其書法藝術在書法史上的輝煌成就和開拓意義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