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發展與制度變革：中國「三農」問題研究

第1章 糧食生產與農業發展
1.1 浙江省糧食發展戰略探討
1.2 糧食產后處理系統的考察與思考——技術進步的環境約束和出路
1.3 農戶糧田規模經營行為與啟示
1.4 農戶糧田規模經營效率
1.5 效益農業內涵、重點和對策
1.6 現代生物技術及其在農業中的應用
1.7 糧食市場化改革中的幾個問題
第2章 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
2.1 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民市民化
2.2 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2.3 非農化和城市化：浙江現代化戰略的重點
2.4 進城農民城鎮生活穩定性及市民化意願
2.5 中國農民工問題與解決框架
第3章 產業組織與制度創新
3.1 中國橫店集團產權制度構造的啟示——兼論鄉鎮企業產權關系的明晰化
3.2 家庭農業：有效的農業組織管理結構——關於組織和交易費用的中國實例分析
3.3 農戶家庭經營中的交易途徑與合約方式
3.4 農民合作：必然性、變革態勢及其啟示
3.5 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的影響因素——基於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現狀的探討
3.6 中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制度安排
3.7 我國農產品物流體系建設與制度分析
3.8 生鮮農產品物流鏈的類型與形成機理
第4章 土地制度與改革探索
4.1 農地產權結構和我國的家庭農業
4.2 論農戶家庭承包制與土地適度規模經營
4.3 非公共利益性質的征地行為與土地發展權補償
4.4 我國農地制度的變遷歷史——基於產權視角的分析
4.5 農村土地流轉：現狀、問題及對策——兼論土地流轉對現代農業發展的影響
第5章 農民收入與收入差別
5.1 農民收入問題：基於結構和制度層面的探析
5.2 居民收入不平等問題：基於轉移性收人的角度
5.3 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基於村庄微觀角度的分析框架
5.4 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基於農民企業家報酬的考察
5.5 技術進步對我國農民收入的影響及對策
第6章 農村發展與戰略思考
6.1 浙江省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戰略初探
6.2 當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幾個問題
6.3 20世紀90年代農村經濟發展與改革的若干思考
6.4 經濟發達地區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6.5 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6.6 浙江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與啟示
6.7 全球化進程中的農業經濟與政策問題——國際農經學者協會第26屆大會綜述
第7章 論點辨析與決策建議
7.1 必須重視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
7.2 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
7.3 實現農業、農村工業與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7.4 「九五」浙江農村經濟面臨的挑戰
7.5 合作：在經濟運行中的功能
7.6 正確引導糧田規模經營發展
7.7 浙江現象與浙江經驗
7.8 土地承包款不宜當成農民負擔而取消
7.9 農民合作組織認識誤區辨析
7.10 城市化、農民利益與土地制度
7.11 創新浙江發展農業發展戰略
7.12 新農村建設應處理好五大關系
7.13 改革推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
7.14 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十點建議
7.15 解讀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參考文獻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其中最具有標志性的事件是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把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方針。會議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明確指出要想調動廣大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會議還以草案的形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力的25項農業政策、農村經濟政策和增產措施，着重強調必須從中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科學文化水平低的特點出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與此同時，在1978年底安徽省遭受嚴重的旱災，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在生產隊長的帶領下，決定把土地和生產工具分給農戶使用，由他們根據合同承包糧食生產。這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令人驚訝的是，在遭受旱災的條件下，新制度帶來了相當於正常年份三倍收獲的巨大豐收。在這一成功試驗的推動下，「家庭聯產承包制」首先迅速在安徽省被廣大農民群眾自發地傳播推廣，然后在1982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由中央政府給予肯定並在全國范圍推廣。

廣大農民的自發創造和國家管理者的積極引導，以及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使得農村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先突破口，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又為后來的一系列社會改革提供了經驗支持和物質保證。

回顧這30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社會迎來了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社會變遷。就「三農」而言，其變化也同樣令世人矚目。從農業生產看，1978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是28272萬噸，到2007年增加到50150萬噸，增加了77%；棉花產量從1977年的204.9萬噸增加到2007年的760萬噸，增加了271%；油料從1978年的401.5萬噸增加到2461萬噸，增加了513%，水產品更是從1978年的470萬噸增加到2007年的4737萬噸，增加了9倍多。從農民收入看，1978年農村社員從集體分到的收入，人均74元，加上其他收入人均純收入也僅為133元，約合每天3角6分。1978年中國農村約有1.2億人每天平均只能掙到1角1分錢，1.9億人每天平均掙1角3分錢，2.7億人每天平均掙1角4分錢。許多農民家庭、早出晚歸、日曬雨淋、辛辛苦苦勞動一年，卻連最基本的溫飽都得不到滿足，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高達67.7%。到了2007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是1977年的31.13倍，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從1978年下降了24.6個百分點。在30年的時間里，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已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7年的1479萬，貧困發生率從31%下隱到2%。從農村建設看，全國幾乎所有的鄉鎮都已經通了公路，建制村通公路率也達到了95%以上，鄉鎮客車通達率達98%以上，建制村通車率達85.3%。全國行政村通電話比重達到99.5%，29個省區市實現了所有行政村通電話。數據顯示，在村村通電話工程將電話網基本覆蓋到行政村的同時，農村互聯網建設也實現了突飛猛進。全國97%以上的鄉鎮具備了互聯網接入條件，92%的鄉鎮已開通寬帶，許多行政村也具備了寬帶或窄帶上網能力。此外，截至2005年底全國飲用自來水農村人口達5.79億，占農村總人口的61.32%。

以上數據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農村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然而，當我們為這30年所取得的成就歡欣鼓舞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新世紀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仍面臨着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耕地持續減少、淡水資源短缺、資源環境制約日趨嚴峻，農產品供求總量趨緊、結構性矛盾上升，來自國際市場的影響明顯加大，農業生產性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民新的就業門路不多，農民的權益不斷受到侵害，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不適應農民需求等等。因此，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社會結構深刻轉型、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面貌、穩定農業增長，依然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首要問題，需要廣大實踐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和總結。

我和祖輝有着比較相似的經歷：都是上海人，都在20世紀60年代末上山下鄉，都是赴黑龍江農場當農民，都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第一年進入大學，學的都是農業經濟專業，畢業后一直到現在都是在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只不過是我一直在政府部門從事「三農」問題研究，而他一直在高校從事「三農」問題研究。

由他所著的《轉型、發展與制度變革——中國「三農」問題研究》這本書的內容涉及了中國「三農」問題的眾多方面，從基本的生產經營制度和組織體系，到具體的糧食生產、收入分配、勞動力轉移、農業產業化和農民合作等現實問題，從理論層面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層面的政策設計，以及對國外經驗的反思和借鑒。從時間跨度看，也恰好是30年整，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跨度相一致，這看似是一種巧合，卻體現了一位理論工作者幾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及對中國廣大農民的那份情懷。

縱覽本書收錄的52篇研究文獻，其中提出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許多新思路和新觀點。諸多理論觀點和對策思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依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特別是近些年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緊緊圍繞當前「三農」問題中的熱點與難點，提出了許多極具建設性的政策建議。此外，書中在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雖然較多地借鑒了以浙江省為代表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在解決「三農」方面的實踐和探索，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同樣能夠為全國其他地區解決類似問題提供很好的參考和借鑒。

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事關全局。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已不僅僅是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面貌、穩定農業增長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既關系到中國農業、農村、農民長遠發展的問題，又關系到整個中國經濟與體制的轉型與現代化進程的問題，是一場影響數億農民乃至十幾億中國人生活的划時代的經濟社會革命。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艱苦奮斗，改革創新，一定能夠實現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如期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