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光把他父親張振江的一套薩滿神話版畫帶給我，要我作序，我很樂意。
在三樁事上，我感到高興。
頭一樁，這是一組木刻，而且是黑白的，我為此而高興。見到黑白木刻，我就想到魯迅先生，想到中國木刻那光榮戰斗的歷程。魯迅先生不光是大文豪，他還是中國木刻的祖師爺：不是說他自己刻，是說他倡導、組織。差不多六十年前，他為在中國發展木刻而大聲疾呼過：當時他推薦的外國木刻就都是黑白的，刀法簡練剛勁，反差很大，在奔放中見豪爽，在粗j廣中見力量，很像中國的潑墨寫意，卻比它多着許多人生痛苦和反抗的表現。魯迅先生的木刻門徒們，后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大顯身手，為木刻帶來了極大的榮譽。木刻的普及和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幾乎所有大小報刊的插圖和裝飾都由木刻來完成。這種盛況，久久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以至當我見到這套木刻時，心中便立刻有一種久違的親切和重逢的喜悅。
我喜歡《佛朵媽媽》，以為是一幅傑作。女神的頭側影同時又是一棵大柳樹，亦人亦柳，亦發亦枝，構思極為巧妙，刀路也清晰。
《巴娜吉額姆（地母）》也好，我喜歡它非凡的氣勢。
我以為，它們是中國木刻光榮傳統的一種延續，我為此而高興!
第二樁，這是一組神話故事，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種光榮的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許多新文學健將們對民間文學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到處搜集民歌、民謠、民間故事，包括神話故事在內。此舉風行一時，造成了一股宏大的氣勢。胡適、周作人、顧頡剛、孫伏園、鄭振鐸、茅盾、容庚等先生都是其中的活躍者。當時，他們有一個主導思想，那就是文學的來源於民間，文學的源泉在人民之中。這個主導思想無疑是正確的，它給了民間神話故事以崇高的地位，而絕不可視為「小兒科」，似乎只是孩子們的讀物。我很欽佩這種見解，所以我見到這組神話故事，便同樣欽佩它的搜集者、記錄者、整理者，更欽服作家和畫家能把它們畫出來，讓更多的人去欣賞，去借鑒，去思考。
第三樁，這是一組滿族的神話，我是滿族人，當然為此而高興。何況其中許多故事，我是第一次見到，感到神奇、新鮮、有趣，也很希望各民族與我們一同來欣賞。
所以，當我寫這序時，心中充滿了興奮。
1990年12月9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