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副刊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以《晨報副刊》為例

序
第一章 中國近現代報刊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
第二章 《晨報副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話語空間
第三章 李大釗時期的《晨報副刊》
第四章 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
第五章 徐志摩時期的《晨報副刊》
第六章 周氏兄弟與《晨報副刊》
第七章 《晨報副刊》與蘇俄問題
第八章 《晨報副刊》與中國現代文學
第九章 文藝的自覺
第十章 冰心、沈從文與《晨報副刊》
結語
參考書目

以現代報紙副刊與新文學的關系而言，《晨報副刊》是一個最為典型的研究個案。在「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中，《京報副刊》雖然比較接近文學，但畢竟是后起者，而且內容也比較雜蕪，《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偏重學術，《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偏重思想，唯有《晨報副刊》兼有思想與文學兩方面的追求，與新文學運動幾乎是同步發展起來的。以《晨報副刊》的三大主編為標記：李大釗是《新青年》同人，新文學的發動者之一，在當時已經是思想領袖級的人物；孫伏園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之一，著名的文學編輯，他團結了新青年集團解散后一批最為卓越的文學家，可以說是新文學繼「五四」發軔期以后精英集團的核心人物；而徐志摩不僅僅是新文學著名詩人，也是英美留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周圍聚集的新月派文人所從事的詩歌試驗，顯現了新文學從思想啟蒙向文學自覺的轉型。綜合起來看，李大釗——孫伏園——徐志摩的軌跡，也是《新青年》——文學研究會——新月派的軌跡，描繪出新文學從思想啟蒙——為人生的文學——文學自覺的發展軌跡。當然這不說明文學史的必然，因為在新月派文人鼓吹新詩格律的自覺自律外，還有更加接近社會運動的左翼文學在發展壯大。但是，我們聯系《晨報副刊》與新文學運動的關系來考察，就不能不承認，《晨報副刊》在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影響和作用，大約是任何一家媒體都無法相比的。

張濤甫的這部論著的副題為「以《晨報副刊》為例」，為「什麼」之例?我想由此為例來討論副刊與文學的關系，那是最為合適的個案。但是濤甫在學業上跨兩個學科，先是中文系的現代文學專業，后是新聞傳媒系的新聞史專業，他為這部書稿又是花了很長時間來進行修改，所以兩個學科的視野都進入了這部書稿，其正題為「報紙副刊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反映了新聞傳媒學科的視野。書稿的前兩章，集中討論了《晨報副刊》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公共話語空間的性質，后面三章從主編風格的角度來介紹副刊概況，兼有兩個方面的探討，第七章是關於外交與蘇俄問題的討論，似乎還是知識分子話語空間的問題，最后兩章則返回文學問題。從全部書的結構上，作者的旨意似乎一直在兩個主題之間徘徊游弋，盡管作者用了知識分子現代轉型的視角企圖將兩者統一起來，但是這兩個問題本來可以各做一部繁富大書，涉及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今通過一家副刊的相關特征予以集中探討，必然有很多地方難以完全融合，面面俱到。因此，這之間形成了一個問題的空間，可以供我們進一步作深入討論。

濤甫把《晨報副刊》放在知識分子現代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是完全合適的。近代中國士大夫階級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主要標記，其集中反映在價值取向的變化。古代士大夫階級的價值取向是單向的，唯有通過科舉仕途才能實現學統的價值所在，所以晚清士大夫階級的傑出代表如康、梁、譚諸君子，都把改變中國命運的希望寄托在開明君主之上，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來實現自己的經國大業。但經甲午戰爭失敗和戊戌變法再失敗，一批頭腦清醒的士大夫終於明白過來了，現在的世道變了。嚴復、張元濟、蔡元培等人從千年宦海夢中驚醒過來，他們開始遠離廟堂，或從事思想傳播，或從事商業出版，或從事辦學教育，在社會實踐中不斷開辟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空間，逐步確立起知識分子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現代報刊的誕生，正是這樣一種知識分子轉型的實踐產物。作家可以在期刊連載中獲取「筆潤」，足以謀生；知識分子通過新聞傳媒來通曉國事，大發議論，干預廟堂政治。這看上去似乎是知識分子在廟堂以外從事政治活動，其實是從傳統的權力系統中分割出一個新的政治空間，通過面對社會公眾來實現知識分子的民主參政理想。所以在民國初年的主要媒體新聞報紙，基本上是黨辦報紙，背后都有着政治力量的操縱和發揮其喉舌作用，這正是知識分子剛剛從士大夫階級分化出來的政治表現。這種辦報傳統為中國現代新聞事業的靈魂，直到1940年代后期，傅斯年還建議胡適「與其人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足見報紙的精神背后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這是現代知識分子建立公共話語空間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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