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始自一九五○年代。在此之前，雖然已經有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介紹與翻譯，但並未形成氣候。五○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實克（JaruslavPruSek）教授分別對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學，展開宏觀研究。這兩位學者理念背景有異，學術立場不同，他們所發展出的文學史觀因此形成精彩對話。
夏志清承襲了英美人文主義的「大傳統」 （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評（New Criti。sm）的方法細讀文本，強調文學的審美意識和人生觀照，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rt， 1961）堪稱歐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至今仍為典范。普實克則取法歐洲自由派馬克思主義和布拉格形式主義（Prague
Forma⒈sm），以革命歷史動力和「形式」的實踐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實克在法國漢學雜志《通報》（T』ungpcLo）展開筆戰，就文學史意識、文學創作的現代性意義、文學批評的功能各抒已見。這次論戰雖不乏火藥味，但兩者擇善固執的立場和條理分明的論證，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良好典范。他們筆鋒所及，二十世紀文學文化史的諸多議題紛紛浮出地表，成為日后學者持續鑽研的對象。像夏志清對現代文學「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精神的探討，普實克對現代文學「抒情性」和「史詩性的」辯證（the Lyrical and the Ep憶），影響至今仍然可見。
夏志清和普實克分據歐美學術重鎮，他們的學生、門人各自形成派別，論述不斷，這樣的大家風范，如今已經難再得見。繼兩人之后，一九六八年，夏志清的哥哥夏濟安的遺作《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kness）出版。此書論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左翼作家的美學和文化政治，從魯迅到蔣光慈再到延安文藝。夏的政治立場毋庸諱言，但他的專書有同情的理解，也有練達的批判，首開英語世界對左翼文學研究的先河。夏並不刻意標榜理論方法，但他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遠遠超過日后許多唯西學是尚的海外左翼學者。
一九七三年，李歐梵推出《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The Romantic Generation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詳盡介紹「五四」之后一輩浪漫文人的行止文章。李在台灣大學時師承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關系也極為密切，而在哈佛大學時，他又有緣受教於普實克，以一人兼得歐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三大巨擘的真傳，李歐梵所代表的意義不在話下。在他的專著中，李結合傳記研究、文化史，以及文本細讀的方法，縱論林紓、蘇曼殊以迄蕭紅、蕭軍諸人的文采風流，為彼時仍嫌單調的文學史論提供極具思辨意義的層面。
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歐美學界也出現一系列以作家為重點的專論，觸及名家包括巴金（Olga Lang），錢鍾書（TheodoreHuters［胡志德］），戴望舒（Gregory Lee），丁玲（I－tsi Mel Few－erwerker［梅儀慈］），老舍（Ranbir V。bra），茅盾（MGrian GGlik［高立克］），卞之琳（Lloyd Haft），沈從文（Jeffrey
Kin-dley［金介甫］），蕭紅（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周作人（David Pollard）等。這一研究方式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以兩本關於魯迅的專著出版——作者分別為萊爾（William
Lyell）和李歐梵——達到高潮。與此同時，更有學者從事不同文類、現象、運動的研究，而且眼光擴及到十九世紀末。像奚密對中國新詩詩學的再研究，西馬諾夫（V.I.Semanov）和米蓮娜（Milena Delezelova）對晚清小說及其繼起者的研究，林培瑞（Perry Link）和柳存仁（Liu Ts’’un-yan）對鴛鴦蝴蝶派和民國通俗小說文化的研究，韓南（Patrick
Hanan）和吳茂生（Ng Mau-sang）對現代中國文學和俄國文學間的影響研究，耿德華（Edward Gunn）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生不逢辰的繆斯」的研究，瓦格納（Rudolf Wagner）、福克馬（Douwe Fokkema），杜博妮（Bonnie Mcdougal）、谷梅（
Merlegoldman）和夏志清等對中國左翼文學，文化，政治的研究等。而面對「文革」之后大陸文學的重新出發，杜邁可（Michael Duke）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 ）等人的專論也展開初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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