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號發表胡適《白話詩八首》開始，上溯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發生的詩歌變革源頭的「詩界革命」，一直到今-天，這將近一百年的中國新詩探索創造的艱難歷程中，曾經產生了像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馮至、穆旦、余光中、北島、海子等這樣一些星光耀眼的詩人。在這一百年由燦爛群星所寫下的歷史足跡里，廣義上的現代性的追求，始終是新詩發展走向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而聲名輝煌於20世紀40年代的命運多舛、創作生命不長、彗星一樣的詩人穆旦，就是這一百年新詩跨越傳統、走向現代化進程中一面猛進的旗幟，一座寫滿着歷史的烽煙、智慧的光芒與民族和個人的生命悲劇的永遠的紀念豐碑。
中國現代詩人，由於傳統儒家意識和人文精神深入骨髓的影響，即使在吸收西方現代主義詩學藝術養分的時候，也不可能走上像法國詩人瓦雷里所倡導的那樣「純詩」的道路。歷史注定的是：探索新詩自身的藝術創造與現實生活、民族命運、詩人的現實關注與審美追求的關系，始終是中國現代詩人追求新詩現代化意識中一個無法避開的問題。作為清代康熙時著名詩人查慎行的后代，穆旦可以說是出生於一個詩學淵源極為深厚的文化世家。他走上新詩創作道路之始，就遇上了民族遭受外來侵略與凌辱的苦難深重的年代。因此他的歌唱，從一開始就不能不以自己獨特的抒情方式，唱出那種屬於他自己，也屬於整個苦難的中華民族的激怒與抗爭的聲音。用他《童年》一詩里的話說，是要唱出那些「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聲」。
1937年11月，他以極端憤怒的如刻刀似的筆，雕塑了一個在黑暗中深受創傷，從紫色的血泊中憤然躍起復仇的「野獸」形象。「在黑暗中，隨着一聲凄厲的號叫，／它是以如星的銳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復仇的光芒」，用隱蔽象征的方法，書寫了一個悲壯抗爭的民族。(《野獸》)他鞭撻戰爭中人們靈魂的自私，拒絕物質享受的第二次「蛇的誘惑」，在「我是活着嗎?我活着嗎?我活着／為什麼?」這樣的靈魂拷問中，承受着現實與精神加給自己的「陰暗的生的命題」。(《蛇的誘惑》)面對飢寒、殘酷、絕望、鞭打、血腥等種種慘遇，他那「一顆充滿着熔岩的心／期待着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顆冬日的種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極端憤懣於世事的污穢與丑惡，他唱出一個與古老民族一樣蒼老的老人痛苦的聲音：「我的健壯的孩子們戰爭去了，／(他們去殺死那比一切更惡毒的海盜，)／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進這黑夜里／不斷的血絲…………」(《漫漫長夜》)正是在這樣一種詩歌意識與情感向度的基礎上，在現實、浪漫與現代交錯的靈感激盪中，他於1941年最艱苦的歲月里，寫出了像《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贊美》等一些中國富有良知的青年歌者在民族戰爭中產生出來的最輝煌的詩篇。在這些他剛剛23歲時所寫的詩里，顯然有艾青《北方》、《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的影子。但是詩里所飽含的對於土地、對於人民的深摯熱愛和個人絕望抗爭的情愫，普通農民個人覺醒者形象刻畫與整個民族命運思考的扭結與糾纏，廣大人民群體形象的塑造與詩人自我抒情的親切介入，實在物象的素描與象征暗示的靈活運用，對眼下民族苦難命運的呼喊與對古老歷史悠遠過去的沉思，清晰的生活情景與朦朧的詩意圖畫的高度融合，給他的這些詩篇，帶來了更為豐厚的蘊藏和更加耐人尋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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