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

緒論
第一節 課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和取向
第一章 恩赦的頒布與北朝隋唐的政治
第一節 恩赦的源流
第二節 北朝恩赦頻率的起伏變化（386—581）
第三節 隋唐恩赦頻率的起伏變化（581—907）
第二章 恩赦與禮制
第一節 國家祭典與北朝隋唐的恩赦
第二節 皇室喜慶和北朝隋唐的恩赦
第三節 大赦的儀式
第三章 大赦的內容和效力
第一節 唐律對於大赦的規范
第二節 大赦與量移
第三節 大赦與民間的債務
第四節 大赦的貫徹與落實
第四章 曲赦、降罪、錄囚的檢討
第一節 北朝隋唐的曲赦
第二節 降罪的探討——兼論流刑、決杖
第三節 錄（慮）囚制
第五章 從恩赦看重罪
第一節 「常赦所不免」和「十惡」
第二節 官吏犯罪
第三節 社會犯罪
總結
附錄一 北朝恩赦總表
附錄二 隋唐恩赦總表
參考書目

記得小學畢業那一年的璁假，我因為膝蓋受傷發炎，行動不便，整日靠在沙發上看書，偶然翻閱哥哥中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發現個中興味盎然，竟是著魔似的愛不釋手，幾天之內就把五年中學的教科書全都看完了。甫上中學，就立志有天一定要念歷史系，並且發下宏願，一定要發前人之未發。無識小子，口吐狂言，今日思之，不禁莞爾。二十歲時投考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不錯，在各方看好下最終還是與香港的大學擦身而過，心情極度沮喪。孰料，在偶然的機會和毫無准備的情況下，竟然幸運考上了台灣大學。這真是「有意栽花，無心插柳」的最佳注解了！為了一圓大學夢，這個連單獨坐火車的經驗都沒有的青年，就這樣只身來到舉目無親的台灣。更沒想到自此從大學到博士，從學生到老師，落地生根，一直住在這塊土地上。人生的機緣遇合，殊難逆料。

我從碩士班開始就致力於中國法制史的探索，記得碩一時為了尋找秦漢史學期報告的題目，便翻閱徐天麟的《西漢會要》和《東漢會要》。無意中發現西漢大赦了八十多次，而東漢卻只有五十多次而已。為了探討兩漢大赦的差異，開始閱讀沈家本等相關論著。過了不久，就發現兩漢大赦次數相差懸殊的奧秘，竟然是因為《東漢會要》的書頁黏在一起所造成！把書頁割開後地和赫然發現，兩漢大赦次數原來沒有什麽相差。這是個多麽美麗的錯誤！我就這樣被引領進入法制史研究的園地了。

多年以來，中國皇帝的統治是我深感興趣的課題之一，所以，自碩士階段開始，我一直圍繞皇帝的恩赦措施展開研究。對於傳統的君民關系，有些論著常常簡單化約為統治/被統治、剝削/被剝削、鎮壓/抗暴這樣的對立狀態，皇帝永遠是冷酷、塢、貪婪、殘暴的。對於這樣的論點，我是有所保留的。我始終認為，中國皇帝在統治時，手中握著兩件武器:一是嚴刑，二是恩德。皇帝一方面透過嚴刑峻罰，君監天下；另一方面，又憑借施恩布德，子育萬民。皇帝有著威嚴和仁慈兩種面相。探討皇帝的統治，絕對不可忽略其恩德的一面。在皇帝諸多恩德中，恩赦可說是最重要的一環。試想，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中，皇帝竟然大赦了解一千多次，這是多麽頻繁的恩惠！恩赦是人君專屬恩德，既為恩德自不必在乎其頻繁，其形式自不必限制於大烤，其內容自欺欺人不必僅止一地免罪而已。因此，大抵三年必有一次恩赦，形式可以是大赦、降罪或是錄囚，而內容大多包含了免罪和恩賞。簡單而言，恩郝就是君主治國臨民的重要手段。我甚至將這套以恩赦為核心的統治方式，稱作「恩赦政治」。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恩赦是研究皇帝統治的一條重要線索。

因為要付梓出版的緣故，所以，最近把博士論文這本三年前的舊作仔細通讀一遍。重新檢視舊作，目的當然是為了要作出修訂，但最後我只對字句體例作了些微的改訂而已，對於章節架構、撰寫理路等，都沒有更動。沒有作出更動，並不是我對自己的論文有多滿意，而是作為一個作者，面對自己的作品，有如父母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自己孩子的表現，永遠不如別人的孩子；但別人的孩子，卻永遠不如自己孩子可愛。

博士論文得以完成和出版，要感謝的人太多了。首先，要感謝兩位指導教授高師明士和邱師添生。自大學時代便經常向高師請益，高師對我這個（meng meng ）學生，多年來諄諄教誨，煞費苦心。邱師為人謙厚沖淡，在研究上盡量讓我有發揮創作的空間，而在為人處事上也一直是我學習的典范。黃師源盛、任師育才、葛師紹歐是我的論文口試委員。黃師源盛為今日台灣地區中國法制史研究的砥柱，多年來除了在學問上為我解惑外，對我的生活與工作，亦多所關照提攜。任師育才一民葛師紹歐在論文口試時，除了教正其中的毛病外，亦提示了許多有意義的思考方向。葛師不幸於年前過世，思之不禁黯然。人生不免崎嶇，這些年來非常感謝王德毅教材、劉淑芬教授、柳立言教授、宋德熹教授、甘懷真兄、陳登武兄、吳有能兄等師長朋友，在我困頓時給予關懷與鼓勵。當然，也要感謝家人和拙荊麗冰長久以來的支持。可惜，摯愛的父親已經離開多年了，謹以此書獻給思念的父親。博士論文完成後，幸蒙「高承哲先生紀念獎學金」獎勵，又蒙「洪瑞（火昆）先生學術著作暨博士論文資助」資助出版，特此致謝。最後，要感謝五南出版社在這個勢利的年頭，仍有使命感和魄力出版我這本學術論著。

昔日在撰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歷史學界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可謂寥若晨星。十多年來，在高師明士和黃師源盛的栽培灌溉下，這片園地雖離繁花似錦仍有相當距離，但已非荒蕪曠野地。中國法制史研究的團隊逐漸壯大，這個領域似乎已度過黑夜，迎向黎明。甚至，有可能成為21世紀歷史研究中最富開展性的園地。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經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學問」，學者最要緊的是要「預流」，但「預流」以外還要期許能發前人未發之覆。謹以寅老的話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