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理解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的歷史沿革勾畫了一個大致的框架。媒介環境學旨在研究文化、科技與人類傳播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媒介環境學派有著深厚的思想傳統和開闊的理論視野，反映在許多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北美和歐洲學者的著作之中。
本書的總體框架以我執教的研討班教學內容為藍本，那是20世紀90年代，我在紐約大學給媒介環境學研究生上的必修課。我並非講授該課程的第一位教師，也不是唯一的教師；曾經講授過這門課程的老師有尼爾‧波斯曼、特倫斯‧莫蘭和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他們三人創建了紐約大學的媒介環境學學位點。其中，波斯曼是媒介環境學界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思想奠基人和制度奠基人。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同時承擔一些教學任務，受業于波斯曼、莫蘭、尼斯特洛姆和亨利‧珀金森門下；珀金森出身哈佛大學，通教育史、精教學法。此間，我對傳播研究的社會學和思想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媒介環境學派的思想史尤其感興趣。原因之一是，我有志于研究媒介環境學；另一個原因是，媒介環境學在北美傳播研究的傳統中處于默默無聞的地位。我禁不住要問:這個研究文化、傳播與技術的理論，學養深厚，且橫跨多門學科，但它卻長期被排擠到傳播學領域的邊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
畢業幾年之後，波斯曼、莫蘭和尼斯特洛姆邀請我回母校執教，去講授媒介環境學這門課程，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門課圍繞四個核心課題展開:（1）媒介環境學的界定性理念、理論或主題，文化、技術與傳播的關系；（2）這些思想背後的主要學者，比如劉易斯‧芒福德、沃爾特‧翁、哈羅德‧伊尼斯、雅克‧艾呂爾、馬歇爾‧麥克盧漢、蘇珊‧朗格、伊麗莎白‧愛森斯坦、諾伯特‧維納等；（3）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政治和思想語境；（4）當代學者如何運用這些理論。
因為沒有一本書能夠涵蓋上述幾個課題，所以我們要求研究生閱讀一些精選的經典文本，要他們研讀對媒介環境學的興起做出貢獻的原著。毋庸贅言，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要幫助他們對經典進行適當的綜合，以確保他們有所收獲。在教學過程中，我深感有必要為傳播學師生編寫一本介紹媒介環境學的入門書，它同時應該惠及其他讀者（比如媒體藝術家、制作人或決策者），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思想和行為會影響到媒體和社會的發展。這本書從歷史、理論和詮釋的角度記述媒介環境學的思想源頭；與此同時，它又圍繞以上幾個重要課題進行綜合與分析，以便給讀者提供具體的幫助。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起，我就開始在紐約和新澤西地區講授媒介環境學的幾門課程，但直到很晚之後，我才有機會在中國宣講並研究與媒介環境學相關的課題。我第一次在亞洲公開宣講媒介環境學是1998年6月，地點在中國台灣。那是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CCS）的第二屆年會，我宣讀的論文是《媒介環境學與美國傳播學動態》。會議由中華傳播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ACCS）和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CCA）聯合主辦，當時我擔任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會長，在智力會議期間，有幸結識了中華傳播學會會長、著名傳播教育家、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陳世敏博士。
一年之後，即1999年6月，通過陳教授的安排，我應邀到台灣政治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為老師和學生講“媒介環境學的生物學和認識論暗喻”。隨後，我用中文發表了幾篇相關課題的論文，分別是:《論傳通教育課程內的傳播科技:一個浮士德的交易？》（林,1999）、《什麼才是華人傳通問題:中華傳媒生態文化史初探》（林，2000）、一篇介紹媒介環境學思想史的文章（林,2003a）和一篇論芒福德學術成就的文章（斯特拉特和林，2003b）。
此後，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就媒介環境學的各個方面發表講學，講學的學校有:北京大學（Lum,2002a,Lum,2002d）、北京師範大學（Lum,2002b）、清華大學（Lum,2002c）、華中科技大學（Lum,2004）、香港浸會大學（Lum,2006a）和深圳大學（Lum,2006b）。除了正式講演之外，我在以下大學與同行圍繞媒介環境學進行過交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以及日本東京大學和中京大學。在此期間，在中國做田野調查和發表講演時，我發現了中國大陸媒介生態學的興起；有趣的是，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常常以media
ecology作為媒介生態學的英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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