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王朝的銓選制度取代了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之后，吏部以身、言、書、判四事擇人，大凡先試后銓，即先觀書、判，再察身、言，然后注擬。試書日楷法遒美，先於判之文理優長，可見重要，是為關鍵。作為選用外官的小銓更是以工書為首位，甚至僅憑能書便可徑入台省為書手、直官，階雖不高，但以五品待之，禮遇不低，若是召入翰苑，充任侍讀，供奉帝王，直是殊榮。朝廷以書取士，書學隨之演進，教育尤見先行，無論官學、私學，國子監還是寺學，各色生徒包括女子都得專修其業，庶幾乎舉國受教，一時之士無不習書，書法由是得到普遍的重視。銓選制度代表社會文化，社會文化的進步導引書法藝術的發展，唐代社會書法有勝於以往，便是事實。工書的胥吏和以書法為專職的楷書手、書直以至侍書即是基礎，醇醣之遷肇始於斯，質文之變終歸於斯，其功莫大焉。此中情形在存世的碑志和敦煌文書中沿革分明，歷歷可見，亦與各時期的名家或謂代表人物關系多多。書法史上所常見的同一時期諸名家間「和而不同」的書法現象，不同者蓋出自家族、師承、交游、仕宦的差異，而和者之緣由即在於此，唯其基於社會而高於社會，遂為一時之人物。
銓選制度的作用，近年來治書法史者已加留心，多有提涉，亦有發明，金梁兄便是其中的一位。其近作《明代書學銓選制度研究》一書，專題研究明代銓選制度在書法發展史上的辯證作用，殊難不易，先我着鞭，填補了明代書學研究的空白,也體現了作者不同以往的思咱,更上層樓,有所發展。如將書法史融入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本身便是進步，更何況提升社會書法和它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拓展了書學研究的范圍。至於論述「台閣體」的發生、發展以及對社會書法的正負兩方面影響，也是中肯的，發前人之未發。這些都是書學研究中所未曾注意到的，或未曾深入研究的。尤可稱道的是注意到書學對社會文化包括政治的反作即使偶爾發見，也多加回避。此文余論名器紊亂影響吏治，台閣體盛行使書法沉滯，正搔着癢處。余論不余，辯證研究，實事求是，正是全篇的亮點，可點可圈，是謂首倡。所附諸表之詳盡，學識相輔，亦是少見可嘉，誠為難得。
此文原是為金梁兄博士論文所作的評議，今論文付梓出版，囑余作序文，遂略加數言以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