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

前言
理論方法
總的概念和觀點
威權體制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穩定
新興民主政權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績效
市場改革和民主體制的鞏固
經驗分析方法︰案例選擇
本書的結構
第一部分 威權體制退出的政治經濟分析
第一章 威權體制退出的政治經濟分析
經濟發展和威權體制的穩定
經濟危機和威權體制的退出︰經驗事實規律
不同的反應︰軍人統治的制度基礎
第二章 經濟危機和威權體制的退出
經濟危機的根源和政策動態
商業精英的背棄
經濟危機和大眾動員
退出權位
結論
第三章 渡過危機，在經濟繁榮時期退出
渡過危機繼續執政︰智利的皮諾切特政權
危機、崩潰和重新確立軍人統治︰韓國
在經濟繁榮時期退出
結論 威權統治和社會現實的產物
第四章 不同的威權體制退出模式比較
軍隊特權的退出
建立政治競爭體系
政黨的重建
結論
第二部分 新興民主體制變革的政治經濟分析
第五章 民主化轉型和經濟改革
確定問題︰經濟政策和績效
經濟改革的政治障礙
經濟遺產的政治含義
政治起點︰行政權力和政黨體系
政黨體系的政策影響
對危機和非危機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對比
結論 經濟政策的政治後果
第六章 新興民主體制和經濟危機
失敗的政策︰玻利維亞、秘魯、阿根廷和巴西
轉折︰1980年代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方案
菲律賓和烏拉圭
結論
第七章 非危機轉型民主體制的經濟治理
韓國
泰國
土耳其
智利
結論 對非危機轉型國家改革行動的政治分析
第八章 一黨主導體制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墨西哥和中國台灣
主導政黨型統治的政治經濟分析
對中國台灣發展歷程的政治經濟分析
墨西哥體制︰1980年代的危機
圍繞墨西哥經濟改革展開的政治活動（1982~1988年）
主導政黨體制下的政治改革
結論
第三部分 民主體制的鞏固和經濟改革
第九章 經濟改革和民主體制的鞏固
新自由主義改革、重建政府以及增長的前景
收入不平等和貧窮問題
經濟增長、社會福利以及民主體制的鞏固
第十章 制度、民主體制的鞏固及可持續增長
行政機關責任的兩難處境
功能型代表︰社會協定的前景和合作主義
立法型代表︰總統制與議會制的爭論
結論
總結 比較不同的民主化轉型模式
經濟危機與威權體制的退出
危機與非危機轉型以及新興民主秩序
政黨、民主以及經濟治理
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啟示
民主體制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

除共產國家與自由世界的冷戰與對抗之外，20世紀後半期世界歷史的另一個特別顯著的特征是後發國家對先進國家的追隨與模仿。當然，這種特征主要表現在除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之外的其他後發國家與地區。它們追隨與模仿的既有普世價值方面的自由與人權等觀念，也有憲政民主與市場經濟等制度方面的社會組織模式，同時更有以信息通訊產業為代表的器物層面的科學技術成就以及現代化的生產與消費手段。這種追隨與模仿的反面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市場經濟國家所起的激勵與示範作用。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並一起構成勢必將長久影響人類歷史的波瀾壯闊的全球化過程。隨著冷戰的結事，前中東歐共產黨國家通過政治上的民主化與經濟上的市場化也迅速加入這一全球化洪流。而像越南等共產黨國家也開始實行經濟改革，試圖部分地分享全球化的紅利。全球化似乎已經超意識形態的局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趨勢。至少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由于交通通訊技術手段的不斷提升，全球化進程在20世紀將不斷加速。如果世界文明紀元從埃及、蘇美爾文明算起，那麼這可算得上世界史上六千年未有之變局了。

這波全球化浪潮為何得以以這般勢如破竹的態勢席卷全球？或者說，後發國家的民眾為何對全球化趨之若鶩？筆者以為，先進國家的特質激勵與道義示範作用是推動這一波史無前例的全球化進程的原動力。眾所周知，僅就最一般的情況而言，個人美好幸福生活的標準就是特質上的富足與人格精神上的自主與尊嚴。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這世界上難道還有什麼比幸福更重要麼?如果一個人認同這樣的前提，他就不難發現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奧秘所在，因為作為全球化現象之核心的民主市場經濟模式恰恰在實現物質福利的最大化與保障個人自治與尊嚴方面是人類到目前為止所發現的最有效的模式。一方面，以私有產權與個人自主擇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激勵了人們工作與創業的激情，為個人與社會財富的最大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憲政民主體制在保障個人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的同時，還在制度上保證公民們的身份平等，這使他們在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中都能保持自主並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另外，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民主體制可以作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種手段，它可以通過合法的程序讓社會財富的分配變得更為均勻，從而使社會普通成員都能分享到社會財富最大化的好處。中國俗話講︰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做起來給大家看。無論一國的統治者在口頭上或者意識形態上給老百姓許下怎樣的諾言，但堅守“實用理性”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眾只相信那些能帶來實際成效的東西。于是乎，全球化浪潮就變得勢不可擋了。于是乎，我也確信，全球化的趨勢具有一種無可置疑的“歷史確定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學者福山于1989年提出“歷史終結”一說。當然，關于福山的預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認為這一論斷過于悲觀，因為這將徹底消解世界的多樣性。也有人以為它過于樂觀，因為這幾乎等于無視異于西方文明的自主性文明體系的內在價值觀對自由民主與市場體制的抗拒與排斥。當然，差別只在于你從哪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無論怎樣，人們還是要承認，他道出了一部分的歷史真相。世界各地最近發生的事變無疑證實了福山的一些判斷，因為後發國家的民主變革洶涌澎湃︰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國因外部的軍事干預而被動轉型，印度尼西亞、格魯吉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在民眾街頭抗議的壓力下做出順應民意的變革；而埃及、巴勒斯坦地區以及沙特阿拉伯也或主動或被動地開始實行政治自由化，有限度地開放政治競爭。同樣，在外部世界激烈變遷的推動下，俄羅斯的普京總統也提出要推進本國的民主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