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第七輯)
內容摘要︰（P23~P25）
荒正人、平野謙的《近代文學》派和中野重治之間的論戰在這三年來一直持續著。我作為讀者關心著此次論戰。如果準備就緒，我將發表自己的觀點。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只是按我的方式來回答問題時，從這里切入會比較方便，所以我想在這個範同內，談談此問題。
這里的關鍵性問題若用一般的方式來解釋，可以說是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其焦點之一涉及到對小林多喜二的評價。荒、平野認為小林多喜二（代表作《黨生活者》）是非人性的，是前現代的。中野認為這種批評的方式就是非人性的。我認為如果只限定在論戰中，中野是對的。中野的文章很美，很感人。從中，我們能夠讀出他有多麼地尊重小林，多麼無法忍受對小林的扭曲的批評（這也直接關系到文學進展方向的扭曲）。中野視小林為自己的目標，並且對于作為自己目標的小林，顯得懷有一種內疚感。這些微妙的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也一道從文章中充分地表現出來。我能充分體會到他有著不同尋常的決心。他好像很珍惜這次論戰，想把論戰變為創造性的東西。中野對論戰的態度是令人欽佩的。在我看來，他的勝利是肯定的。他遙遙領先于論戰的對手。事實確實是這樣的。但這卻同時使我感到不滿。中野的勝利越是肯定，這種不滿就越是強烈。
荒、平野可能在提出問題的方法上犯了錯誤。我認為這個錯誤已被中野所駁斥。但是，被駁斥的只是提出問題的方法上的錯誤，問題被提出這一問題卻仍然存在著。即使被提出的問題是錯誤的，問題曾經被提出過這個事實的根據是不可否定的。順著探索這個事實的根據的方向深化論戰，使論戰本身社會化的積極性，在激烈的唇槍舌戰中被埋沒了。中野好像急于把論戰作為作品完成。也就是說，他在論戰中也是詩人，在政治性方面有一些欠缺。所以，雖然這次論戰涉及我們的基本生存方式，但結果卻沒有發展為普遍的形式，而只是作為文壇內部的問題而告終。于是，從外部看來，這次論戰僅僅是黨派的對立，那本應該作為當事者的大眾，成了旁觀者。
試圖把論戰作為作品來完成，是中野作為詩人的清高態度的表現，中野文學的優點可能也就在于此吧。可是同時，我也認為其狹隘性、閉塞性把中野文學停留在了日本式的極限中。也許，其中也存在著文壇基爾特意識。因為組織力量薄弱，所以不能在論戰上動員大眾。也正是因此，他這一方才要求參議院議員作為其支柱的吧。因為論戰沒有在帶有政治色彩的開放的場所中進行，政治就被對象化，從而成為問題。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我看來，這正體現了日本式的扭曲。因為在中國文學上，政治被對象化而成為問題，至少以這種方式成為問題，一般是很難想象的。中國文學在文學存在的方式上本來就是具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學緊靠政治，存在于一個開放的狀態下。
我認為荒、平野指出的小林多喜二是非人性的、前現代的論點是錯誤的。但是所謂的錯誤，是指那樣簡單下結論的方式是錯誤的，要求重新評價小林的動機沒有錯，它是從普通人的感覺出發的。對小林的評價方式，我也有簡單的疑問，其他人可能也有吧。這個疑問來源于小林走過的道路過于險峻而產生的距離感。任何人都能像小林那樣走嗎?不走不行嗎?無產階級文學的傳統是否把作為規範的小林絕對化，以此把大眾與小林拆開了呢?果真如此的話，這種對待小林的方法確實是非人性的。從這里發現了前現代的荒、平野可以對自己敏銳的洞察力感到自豪。
我認為小林多喜二度過了一個極限的人生。無限正確，無限美麗。我視小林多喜二為民族的驕傲。我甚至認為即使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整個歷史都錯了（這是我的假設），只因它創造出了小林，其錯誤也被拯救了。小林超出了人力所及的範圍，使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堅持政治與文學的剪刀狀的分裂，並一直走了下來，直到最後也沒有放開，如果是我可能早就松手了。小林的一生是感人的。對他來說，那條路可能是唯一的路吧。或者就是因此，迫使他走向那條唯一的路的東西會不會是錯誤的呢?小林是不是為了證明那個錯誤，才選擇了那條路呢?小林是一個罕見的例子。如果不是非人性的，就是超人的。雖然無產階級文學在呼喊要向小林學習，但是卻沒有把小林走過的險峻的道路鋪平，讓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在此，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對小林是不是也錯了呢?我認為其中是欠缺了某種政治感覺的。
文學應該是讓人活，而不是讓人死的。雖然不能避免犧牲，但必須把犧牲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魯迅曾說過，改革需要流血，但不能浪費。我認為這是充滿了智慧的話語。小林教誨我們，他走過的道路是險峻的。如果我們不能理解他的教誨，他的血將白流。拿著竹槍奔向戰車是徒勞的。親身做此試驗的就是小林。試驗是寶貴的，但它越是寶貴，我們越不應該沉浸在悲傷中，而是要有效地利用試驗的結果。這是我們後人的責任。幫助我們認識此責任的是良知的判斷力，從廣義上來講，便是政治感覺。
我認為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雖說不是感傷的，但卻缺乏這種政治感覺。人們深信小林能做到的，其他人也能做到，只是缺乏努力；或者被逼著深信。如果不拿著竹槍奔向戰車，會不會被指責為卑鄙?人們畏懼這種指責，但拿著竹槍奔向戰車在現實中是做不到的。為此人們感到內疚。人們陷入畏懼職責與無法做到的現實夾縫中，在這種自我意識支配下，人們頓時墮落到島木健作的水平。做不到說做不到承認就可以了，但是卻有某種東西妨礙人們說實話。在這一點上，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確是非人性的，而且是日本式的。這與“葉隱精神”、“特攻精神”相通，是前現代的。
在中國現代文學里也有像小林這樣的犧牲。但是，那種犧牲被社會性的連帶感所支撐，並不像小林那樣孤立。因此，每當出現犧牲的時候，那個犧牲所肩負的重擔就被細分為民眾每個人可以承擔的重量，把對責任的認識灌輸給每個人。它的整體重量支撐了八年抗日戰爭。日本沒有劃分犧牲這個重擔的根基，甚至沒有想到要去制造這個根基。這不是戰術上的問題，而是文化結構上的問題。若把它看做是戰術上的問題，這正是缺乏政治感覺的明證。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孕育了人民戰線的意識形態。然而，日本卻沒有形成人民戰線。我認為小林一中野一島木這條脈絡，體現了無產階級文學的日本式的歪曲。而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正好相反，可以把它看做是島木一中野一小林這種順序。這個區別，表現了結構上的差異。
在日本，政治與文學問題的提出方法，成了自平林初之輔以來的歷史性課題。以這種形式提出問題的文學恐怕在當今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在此，政治被目的化。這是落後國家的模型。中國在民國之前也有過這樣的時期，但在文學革命以後，這樣的模型就消失了。在日本，還保留著明治時期的政治文學的尾巴。對現代文學來說，政治是文學發揮自己的場所。如果文學以社會性開放的形式存在，場所問題就不會與價值問題混為一談，並滲透到文學內部中去了。文學家關于文學問題的言論，同時也可以成為政治性的言論。紀德與維爾德拉克都曾以文學家的身份到蘇聯旅游。但是，幾乎所有在戰爭中去中國旅游的日本文學家，在漂洋過海時都丟掉了文學家的視覺，換上了“支那學者”或“支那浪人”的身份。這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文學精神的衰弱。同時，從文學作用的角度來看，這也正體現了日本文學的前現代的封閉性，並且是與日本文化結構的整體密切相關的。
關于中國文學的方向，茅盾曾指出到戰後與戰爭期間一樣，仍要以對內徹底實現民主，對外從所有帝國主義統治下獨立出來為根本目標，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每個文學問題。從日本文學家來看，這或許是帶有政治色彩的言論。事實上，若在日本發表同樣的言論，無疑會被人們認為具有政治色彩。但是，在中國並不是這樣。即使對茅盾的言論有不同見解的人，也不會懷疑這是文學性的言論。這正是政治感覺的差異。何以會如此呢?因為文學從基爾特中解放出來了。因為文學不是在基爾特中，而是在開放的單一的社會中被生產被消費，雖然市場很狹小。換言之，文學的存在方式並不是實體的，而是功能性的。因此，文學家並不是以手藝人，而是以自由的普通人的感覺來考慮問題。不僅茅盾如此，毛澤東也是同樣。毛澤東的文學理論在日本很難被理解，這也正是源于文化結構的差異帶來的政治感覺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