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書畫》是青木正兒的一部文化隨筆集,主要講述中國文人生活及其趣味之談,也收入了幾篇回憶師友的文章。
全書大致由三部分構成,《琴棋書畫》是表現「文藝及其趣味之談」的。其實,概觀其內容,從《琴棋書畫》到《書抄》,都是關於中國文人生活的作品。《夜來香》到《味三題》,是有關食品等趣味的話題。《竹窗夢》以下,則回憶錄的氣息很濃厚。
青木正兒(1887—1964),日本著名漢學家。20世紀30年代被中國學術界譽為「日本新起的漢學家中有數的人物」,後更被譽為「日本研究中國曲學的泰斗」。
目錄
琴棋畫
文房趣味
中華文人的生活
宋人趣味生活之二典型
惠山竹茶爐佳話
聯句淺說
白樂天的朝酒詩
詩酒雅集
人日草堂詩
水繪園的修禊
宮僚雅集杯
張維屏之《花甲間談》
顏真卿的書法
虛字考
書抄
夜來香
祗園豆腐
給「三都」挑刺兒的狂詩
味三題
五味之說
苦菌頌
中國的鰻魚菜
竹窗夢
京都帝國大學教官時代的露伴先生
蝸牛庵夜譚和蝸牛庵聯話
狩野君山先生、元曲和我
鐵齋翁和考 社
有關過聽花先生的回憶
《支那學》發刊和我
白川集序——書於亡友傅芸子之著
鄉愁
赤女關
河豚和松蘑
泡雪和龜甲煎餅
「九年母」
奇兵隊的戰利品
奇兵隊的讀書欲
白敘片影
語師
我的少年時代
我珍愛的藏書
路苔
鼓東隱所
解題(高橋忠彥)
後記
文房趣味
中華文人的生活
宋人趣味生活之二典型
惠山竹茶爐佳話
聯句淺說
白樂天的朝酒詩
詩酒雅集
人日草堂詩
水繪園的修禊
宮僚雅集杯
張維屏之《花甲間談》
顏真卿的書法
虛字考
書抄
夜來香
祗園豆腐
給「三都」挑刺兒的狂詩
味三題
五味之說
苦菌頌
中國的鰻魚菜
竹窗夢
京都帝國大學教官時代的露伴先生
蝸牛庵夜譚和蝸牛庵聯話
狩野君山先生、元曲和我
鐵齋翁和考 社
有關過聽花先生的回憶
《支那學》發刊和我
白川集序——書於亡友傅芸子之著
鄉愁
赤女關
河豚和松蘑
泡雪和龜甲煎餅
「九年母」
奇兵隊的戰利品
奇兵隊的讀書欲
白敘片影
語師
我的少年時代
我珍愛的藏書
路苔
鼓東隱所
解題(高橋忠彥)
後記
序
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後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諸如寫經抄書、創造假名、宮中講經、發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集。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於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俠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日本近代以來在某些研究條件或手段上不同於中國本土,日本學人多重實聞親見,不尚空談,長於細讀深究。他們在某些領域,例如中國宗教文化、敦煌文學、中外關系史、藝術史以及中國戲曲小說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給中國學人以啟迪。日本從奈良、平安時代起逐漸形成一些接受中國文學的熱點,如《文選》、《白氏文集》、《唐詩選》、《古文真寶》等,對這些作品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成果,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著互補互鑒的作用。這些都使得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報以熱眼。學人多以「他山之石」、「鄰壁之光」來強調這種關注的借鑒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又從很早便有了對盲目追隨日本學人態度的批評。早年章太炎先生對這種態度給予的辛辣諷刺,雖不免言之有偏,卻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輩學者對於當年那些所謂「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該忘記。在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展開系統研究的時候,仍有必要反對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與人雲亦雲現象,強調中國學研究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統一,葆有學術自信和識別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變樣翻炒「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所謂「中國通」,他們往往將歷史和現實作短線連接,憑借現代媒體和出版業,朝論夕改,張大偏見,僅就學術手法而言,也實不足為訓。應該說,這些人雖然不是日本中國學界的主流,但是他們頭上也頂著「大牌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和「社會名流」的帽子,近年來忙不迭煽乎所謂「厭中」(討厭中國)情感,就很有些拉著輿論走的能量。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於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俠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日本近代以來在某些研究條件或手段上不同於中國本土,日本學人多重實聞親見,不尚空談,長於細讀深究。他們在某些領域,例如中國宗教文化、敦煌文學、中外關系史、藝術史以及中國戲曲小說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給中國學人以啟迪。日本從奈良、平安時代起逐漸形成一些接受中國文學的熱點,如《文選》、《白氏文集》、《唐詩選》、《古文真寶》等,對這些作品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成果,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著互補互鑒的作用。這些都使得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報以熱眼。學人多以「他山之石」、「鄰壁之光」來強調這種關注的借鑒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又從很早便有了對盲目追隨日本學人態度的批評。早年章太炎先生對這種態度給予的辛辣諷刺,雖不免言之有偏,卻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輩學者對於當年那些所謂「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該忘記。在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展開系統研究的時候,仍有必要反對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與人雲亦雲現象,強調中國學研究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統一,葆有學術自信和識別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變樣翻炒「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的所謂「中國通」,他們往往將歷史和現實作短線連接,憑借現代媒體和出版業,朝論夕改,張大偏見,僅就學術手法而言,也實不足為訓。應該說,這些人雖然不是日本中國學界的主流,但是他們頭上也頂著「大牌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和「社會名流」的帽子,近年來忙不迭煽乎所謂「厭中」(討厭中國)情感,就很有些拉著輿論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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