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闕佛龕碑

褚遂良（公元596～658年），字登善，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唐代杰出書法家，與歐陽詢、虞世南、薛稷並稱“初唐四大家”。其書法中年剛健寬博，晚年圓潤俊逸，對同時代及後世的書法影響深遠，被尊為“唐之廣大教化主”。傳世作品有墨跡《大字陰符經》、《倪寬贊》、《臨王獻之飛鳥帖》、《臨王羲之蘭亭序》等，而公認可靠的均為碑版，僅有《伊闕佛龕之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聖教序記》四件。

要探究一位書家的風格與成就，首要的任務就是明其淵源。

關于褚遂良的師承，歷代記載基本上集中在虞世南、史陵、王羲之三人身上。如果將褚遂良的四件可靠作品與上述三位書家對應起來，可以發現，虞世南所給予的可能更多的是觀念上的燻陶，王羲之更明顯地作用于其晚年書風，而史陵則因史料的過于匱乏，成了一謎。褚遂良中年代表作《伊闕佛龕之碑》與《孟法師碑》的用筆方式，無疑歸于北朝一脈，而其獨特體貌似應另有所據。《書後品》記載︰“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日︰‘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因此，“此法”無疑是褚遂良中年書風的秘密之所在。如果充分考慮史陵在其學書過程中的重要影響，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伊闕佛龕之碑》與《孟法師碑》的風格特征直接源自史陵。史陵的作品固然無考，但刻于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的《岐州舍利塔銘》（公元1800年出土），卻一直令我這樣設想︰這就是史陵的書法。因為這件作品的體貌特征，與《孟法師碑》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相似。遺憾的是，這件作品也是刻石。

關于碑版“寫手”與“刻手”的關系，在今天已成常識，所以不妨把探究的視線轉移到那件備受爭議的《大字陰符經》。沈尹默先生認為︰“此經結餃為起居郎，與《伊闕佛龕碑》正同，知必貞觀十年以後、十五年以前此五六年間所書。其字體筆勢亦與《伊闕））為近。《伊闕》既經鐫刻模拓，筆畫遂益峻整，少飛翔之致，雜有刀痕故爾。”盡管台灣李郁周先生曾作全方位考證《大字陰符經》非褚遂良所書，據稱已成定論，但我更願意相信沈尹默先生基于“筆勢”所作的直覺上的判斷。至少，因此而使魏徵對其中年即“甚得王逸少體”的稱譽有落實處，因此而能理解其中晚年書風的強烈嬗變，也因此使我們對《伊闕佛龕之碑》能“透過刀鋒看筆鋒”。

綜上所述，史陵所傳的“此法”，就是以北碑為體、“二王”為用的集成南北書風之法，這也是解讀褚遂良《伊闕佛龕之碑》的不二法門。明乎此，才可能對《伊闕佛龕之碑》拙中媚、媚中拙的審美內涵有精深的體認和把握。

《伊闕佛龕之碑》系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為其母文德皇後長孫氏死後做功德所刊。篆額題“伊闕佛龕之碑”。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洛陽龍門賓陽中洞與南洞之間。碑文紀年署名今已風化剝落，據歐陽修《集古錄》記載，由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為目前所見褚遂良楷書之最大者。傳世墨拓以明代何良俊清森閣舊藏明初拓本為最善，拓工精良，字口如新，曾經清代畢瀧、費念慈等遞藏，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今原色影印，以饗廣大書法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