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經濟轉型：基於中原發展經驗的分析

第一章 導論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本書研究主題
三 相關文獻述評
四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五 邏輯結構與基本內容
六 創新與不足之處
第二章 不同文化博弈下的經濟轉型的演化模型
一 模型的基本假設：文化的內涵穩定性
二 模型的構思與構建：有借鑒的進化穩定博弈
三 嵌入與組織演進
第三章 中原經濟轉型路徑的一般分析
一 中原經濟轉型的基本模型：由封閉到開放
二 文化是決定交易效率的關鍵變量
三 文化約束下的交易契約的多重均衡
四 中原經濟轉型的關鍵：農民傳統身份的轉型
第四章 中原傳統農區轉型初期文化因素約束下的經濟起飛
一 經濟起飛的初始動力：家庭成員經濟努力的程度
二 傳統農區起飛的首要步驟和資本積累：勞務經濟
三 導致率先起飛的制度因素
四 起飛階段文化成本與工業區位分布
第五章 中原經濟轉型交易契約的選擇
一 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契約選擇：解讀「南街村」
二 文化約束下的柔性組織治理方式
三 經濟轉型、交易成本與契約選擇
第六章 文化因素與經濟績效的相關分析
一 文化因素引致的經濟自由度與經濟績效的相關分析
二 中原內生企業家的文化制約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三 文化知識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河南三市調研分析
第七章 結語與啟示
一 區域差異導致轉型路徑的差異
二 經濟轉型與價值觀互動嬗變
三 社會開放與要素自由流動是經濟轉型的關鍵
四 營造農業區經濟轉型的發展環境
參考文獻
後記

本書源自李燕燕博士的學位論文《經濟轉型的文化影響：基於中原發展經驗分析》。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正式出版之際，我作為她的指導老師，為她感到高興，也很樂意為之作序，將她的這本新著介紹給相關領域的讀者。同時，借為該書寫序的機會，我想簡要地談一下從文化視角研究轉型和發展問題的一些想法和體會。

近年來，轉型經濟學研究無論在理論抽象還是在實證分析上，都保持着增強的勢頭。而中國的轉型和發展問題則是其中最吸引「理論探險者」的熱門課題。從國際上的轉型研究來看，形成了兩種基本觀點：華盛頓共識和漸進一制度變遷的觀點。后一種觀點在學術界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它表明在轉型過程中，制度不僅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制度向更高效率的演進取決於初始狀態和持續的政治上的支持。這種結論已經在中國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得到檢驗。

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近三十年來的社會經濟體制創新。特別是產權明晰、市場深化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進展確保了轉型有序，推動了經濟增長。從這一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這一觀點是得到中國經驗證實的。但是，如果對中國和東歐國家的轉型進行比較研究的話，又會對制度的解釋提出質疑。為什麼制度變革沒有迅速激發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呢?因為，無論是在憲政體制上還是在財產權利的明晰化方面，中國的體制改革都並不比東歐國家優先，甚至按照一些發達國家的標准，中國的市場化還不夠健全。顯然，制度解釋了轉型的重要方面，但卻未能揭示出背后的因素。

事實上，轉型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也認識到，「理解大規模制度變遷的意義，顯然不僅僅限於了解改革的獲益者集團和保守勢力之間針鋒相對的政治動態過程。理解各種政治、法律、軍事、社會、宗教、文化和家庭制度為什麼，以及在何種狀態條件下衰敗並被其他制度所取代的問題，確實令人着迷。」①這一認識表明，要深人解釋轉型現象，僅僅關注制度是不夠的，還要分析制度背后的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的作用。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通常把文化因素作為非正式制度來處理，例如新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C．諾思提出，「慣例、習俗、傳統和文化被我們用來代表非正式規則或制約。」他進一步指出， 「文化不僅是不同種知識的混合，還包含對行為標准的價值判定，行為標准(社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被用來解決交換問題。在所有的社會里，都有一種非正式框架構建人類的相互作用。這種框架是基本的『資本存貨』，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個基於語言的概念框架，破譯、理解和表達來自大腦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僅扮演塑造正式規則的作用，而且也對作為制度構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約起支持作用。」①這一處理方式雖然在制度分析中納入了文化因素，但是也有潛在的矛盾。因為，文化並不等同於制度，交易費用並不能夠衡量文化差異。

相對於將文化看作一種制度，我更贊同「文化是制度之母」的比喻，因為文化蘊含了特定的價值觀，價值觀則內在地規定了制度的選擇和實施。文化價值觀之所以被認為重要，在於它決定着個體的偏好和選擇，而且它也作為一個橋梁聯結着歷史和現實。歷史上的各種政治和經濟活動，其背后都存在着某些觀念的碰撞和消長。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他們的行為，反過來，他們的行為又影響和規定着文化價值觀的進一步創新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舍棄了文化價值觀來解釋人類的獨特行為是不合適的。

對於經濟轉型和發展問題的研究，顯然也需要從文化層面上加以分析和理解。因為，轉型不僅是經濟制度和生產效率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人們文化價值觀的更新，是從傳統社會、計划經濟時代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向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演進。在此過程中，任何制度變革，首先要得到文化價值觀上的認同、思想情感上的接受。可以說，能否順利實現文化轉型，內在地制約了經濟社會體制轉型的成敗。這一點，也恰好是中國的漸進式制度變遷道路的優勢所在，因為它是在邊際上推動了傳統文化價值觀體系的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割斷與歷史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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