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楊義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前沿命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關注。五年來,這個命題由僅見端倪到趨于成熟,如今這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對此命題的文化根據和學理構成進行了闡釋,提出了“一綱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學觀”的前提下,對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文化學、圖志學的關系作了系統的梳理。
這一觀點不僅有其理論價值,更有其實踐意義,對傳統的學術格局和學術思維已經產生了創造性和建設性的顛覆作用,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更是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簡介︰
楊義,廣東省電白縣人。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文學組首席專家。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中國新文學圖志》(上下冊)、《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敘事學》、《楚辭詩學》、《李杜詩學》、《京派海派綜論》、《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中國古典文學圖志》,以及《楊義文存》(十冊)等三十余種。曾多次獲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曾講學于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以及法國、日本、韓國諸名校。
目錄
自序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文化學、圖志學問題
中國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理念的形成及其內涵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文化學、圖志學問題
中國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理念的形成及其內涵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序
2002年編輯《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講演集的時候,關于中華民族文學地圖這個命題的思考僅見端倪,四年後再編這部“通釋”,文章基本是新的,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旨趣和方法,已可窺見大概,並且這個命題也多為學界所知。據Google網的檢索, “文學地圖”的關鍵詞出現600多萬條。
因此,對這個學術文化命題初步形成的模樣,有必要作一些交代。
在新世紀到來之初,我曾在北京香山召開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過︰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是在對漢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礎上精心繪制的。這樣的地圖可以相當直觀地、賞心悅目地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性、多樣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態,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過程。”這種表達,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此前二十余年適逢改革開放時機而能潛心科研,解放思想,深入到文學、文化的本原和本質的收獲;也是本 人在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兩個所長崗位上同時任職.因而必須處理復雜深厚,甚至珍貴難得的文學資料和文化問題.進而融會貫通的結果。我的學術人生處在這兩條交叉線上,左顧右盼,後顧前瞻,遇紛紜的線索而迷惑,得更高的立足點而清爽.終于達到一種合觀的境界,在對文學、文化的廣闊幅員和復雜過 程的綜合考察中,與“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宏大命題欣然神遇。
新的學術命題的提出,有可能對傳統的學術觀念、學術思路、學術格局產生震撼,我對此惴惴不安。因而對新命題的可能性和它的學理構成,進行不敢懈怠的苦心孤詣的思索。本書的六篇文章就是五年來對“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文化根據和學理構成,進行反復思考的見證。它們實際上講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這三個層面可能概括為“一綱三目四境”。 《呂氏春秋.用民篇》說︰“一引其綱,萬目皆張。”鄭玄《詩譜序》也說︰ “舉一綱而萬目 張,解一卷而眾篇明。”那麼,什麼是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綱呢?這個綱就是大文學觀,就是既與文學的本質本原,又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有著深刻聯系的大文學觀。這是文學觀念上的重要革新,它超越了“雜文學’’觀的蕪雜而取其博學多識.超越了純文學觀的褊狹而取其思維的嚴謹精湛,從而在廣度和深度相輔相成中返回文學存在的原本狀態,由此開始綜合創新。這樣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文學就與人類真實的文化情境廣泛地結緣,從中獲得文化身份和文化意義,獲得豐富的外在聯系的維度和內在精神的深度,以及綜合性的文化動力和發展過程。這就有如《尚書‧盤庚上》所說︰ “若綱在網,有條而不紊。從而在應對經濟科技全球化對文學存在本質的擠壓和變異作用之時,綱舉目張地把文學的創造性和多樣性伸展開來了.
……
因此,對這個學術文化命題初步形成的模樣,有必要作一些交代。
在新世紀到來之初,我曾在北京香山召開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過︰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是在對漢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礎上精心繪制的。這樣的地圖可以相當直觀地、賞心悅目地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性、多樣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態,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過程。”這種表達,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此前二十余年適逢改革開放時機而能潛心科研,解放思想,深入到文學、文化的本原和本質的收獲;也是本 人在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兩個所長崗位上同時任職.因而必須處理復雜深厚,甚至珍貴難得的文學資料和文化問題.進而融會貫通的結果。我的學術人生處在這兩條交叉線上,左顧右盼,後顧前瞻,遇紛紜的線索而迷惑,得更高的立足點而清爽.終于達到一種合觀的境界,在對文學、文化的廣闊幅員和復雜過 程的綜合考察中,與“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宏大命題欣然神遇。
新的學術命題的提出,有可能對傳統的學術觀念、學術思路、學術格局產生震撼,我對此惴惴不安。因而對新命題的可能性和它的學理構成,進行不敢懈怠的苦心孤詣的思索。本書的六篇文章就是五年來對“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文化根據和學理構成,進行反復思考的見證。它們實際上講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這三個層面可能概括為“一綱三目四境”。 《呂氏春秋.用民篇》說︰“一引其綱,萬目皆張。”鄭玄《詩譜序》也說︰ “舉一綱而萬目 張,解一卷而眾篇明。”那麼,什麼是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綱呢?這個綱就是大文學觀,就是既與文學的本質本原,又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有著深刻聯系的大文學觀。這是文學觀念上的重要革新,它超越了“雜文學’’觀的蕪雜而取其博學多識.超越了純文學觀的褊狹而取其思維的嚴謹精湛,從而在廣度和深度相輔相成中返回文學存在的原本狀態,由此開始綜合創新。這樣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文學就與人類真實的文化情境廣泛地結緣,從中獲得文化身份和文化意義,獲得豐富的外在聯系的維度和內在精神的深度,以及綜合性的文化動力和發展過程。這就有如《尚書‧盤庚上》所說︰ “若綱在網,有條而不紊。從而在應對經濟科技全球化對文學存在本質的擠壓和變異作用之時,綱舉目張地把文學的創造性和多樣性伸展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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