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剛滿20歲的時候，我接觸到一幫年輕的藝術家，他們的言談舉止，他仃J的思維和情感表達方式與我見到的其他同齡人叫顯不同，在他們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種奇特的神采。我為之傾倒，也正是從那一時刻開始，我便一直沉陷干這種「神采」之中不能自拔。有時我會認為這種「神采」就是一種生命的光芒，有時我也會認為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種燃燒形式。
毫無疑問，這種「神采」使原本就不安分的我變得更加放肆和任性，同時，我也感到了某種莫名其妙的惶恐和不安。我與這幫藝術家很快便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從此，我與他們一道也開始神采飛揚了起來。我們標新立異，我們無拘無束，我們盡情享受著自然生命的活力，熱情，癲狂，痴迷，奔放。這一切讓我的青春歲月殘酷而難忘。
也正是從那一時期開始，我對藝術與人之間的異常關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精神層面上，藝術家和精神病人無疑具有某種相通之處。他們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極為特殊的一群。所不同的是，藝術家得到了社會『定的包容，而精神病人則往往受到社會的排斥和壓制，常常成為人們歧視和排斥的對象。其實，對於精神病人的內心世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病態，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常態，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人性，義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生活的正軌，所謂的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常為之困惑不已。
有資料證明，在「瘋狂」與「天才」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神秘的聯系，瘋了與天才只有一線之隔。像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巴爾扎克、凡『高、蒙克、伍爾夫、喬伊斯、葉賽寧、龐德等等都常常成為人們例舉的對象。
在我的經驗中似乎只有那些極富智慧、對事物極為敏感的人，只有那些不甘平庸、喜歡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沉醉和暢游的人，才最容易與現實發生沖突並存心理上留下障礙，久而久之，他們的心理上便形成了某種錯亂的病態表現。
有意思的是，在精神病醫學尚未出現和尚未進入中國以前，不少藝術家就曾將「痴」、「癲」視為一種境界，如顧痴（顧愷之）、黃大痴（黃公望）、倪迂（倪雲林）、梁風子（梁楷）、米顛（米芾）、顛張醉素（張旭、懷素）等。其實，這與西方社會理解的精神病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文人的瘋癲大多數都是受主觀意識的控制，對此，我們會常常見到後人用「佯狂」和「佯瘋」來描述他們的瘋癲。事實上，在那些特定的年代，他們似乎只有通過這種「佯狂」和「佯瘋」的方式才能逃避道德、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和迫害，並從中謀取一些有限的精神自由，這也可以算作是中國文人在壓力面前的一種獨有智慧。而在西方，我們很少見到裝瘋賣傻的藝術家，像凡』高、蒙克等人都被醫學確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精神世界里的崇高地位，也絲毫沒有影響公眾對他們藝術創作的欣賞和喜愛。遺憾的是，多數國人仍將精神疾病視為一種不光彩的精神殘疾，精神病人和他們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主流社會有意無意地忽視。事實上，像凡·高和尼采這樣的精神病人已注定成為歷史，這是因為，今天的法律、醫學和道德已難以容忍他們的再次出現。但我依然堅信，自由的意義其實就是存不斷的挫折與對抗中才能得到體現，但在多數人眼里，自願選擇「挫折」和「對抗」的人，很可能就是人的一種病態的表現。這些年，我的精神狀態一直在病與非病之間徘徊。我的精神世界有時變得脆弱而敏感。我親眼目睹了周圍親朋好友乃至家人在社會快速變遷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變故。我終於發現我已經不能遵循正常人的生活，我無法像大多教同齡人一樣結婚生了，上班下班，過著規規矩矩的正常人的生活。現實中，我也常常對自己的不正常產生懷疑，達時，似平只有藝術才能夠幫助我擺脫這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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